一位學者的治學之路，往往因涉及面廣、研究范圍寬泛而消弭了自己的文化理趣與治學特色，甚至日漸淪為“無所不能”的所謂“雜家”。北京聯合大學研究員張勃博士的民俗學研究之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她出身歷史學，有扎實的文獻功底，基于學術涵養而建構的學理體系，更是她愈走愈遠的文化支撐。有人說，學術研究是自戴腳鐐的體力活。此話道出了做學問的重要質素之一，即能將冷板凳坐穿的治學精神是學術研究的第一要義。與此同時，理論研究的價值體現，往往是對現實生活的介入。張勃的學術立足歷史傳統，關懷生活實際，承擔了學術使命與文化現實的雙重責任。

注重傳統文獻梳理

在學術的道路上，無論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是應用對策研究，其首要前提都是對既有文獻的掌握與梳理，進而比照、提煉，形成體系。然而，現實的學術研究并不盡如人意，主要問題即在于對文獻的掌握是凌亂的、信手拈來的，缺乏認知上的深入度和學理上的邏輯性，拼湊之痕、抄襲之風無處不在，學術前景令人堪憂。張勃的治學之路，是從文獻梳理開始的，并尋找到了其民俗研究的主線——節日研究。透過節日的傳承變遷，她開始思考一些更具理論意義和普遍意義的問題，比如節日與傳說的關系、節日傳承變遷的動力、節日變遷與移民的關系、節日體系的構成、時人的過節心理等。通過研究，她不斷深化節日認識、拓展理論空間，使諸多節日問題被關注進而被明晰。

眾所周知，“唐代節日”盡管只是節日發展史上的一個斷面，但其作為“節日”的諸多要素皆已彰顯，深入研究這一段落的節日問題是將節日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要步驟之一。張勃在研究中不但呈現了唐代節日的整體特征，而且梳理了節日發展的階段性問題，進而揭示了這一時間段落在整個節日發展史上的特殊意義，為歷史民俗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范本。對人的觀照是其研究的一大亮點，張勃在其《唐代節日研究》的文本中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風格，即對前人成果的廣泛了解和深入分析之后的學理建構和有破有立、先破后立、破要破得準、立要立得穩的布局要求。由此使得《唐代節日研究》以學理見長，成為當前節日研究領域中的佳作。

張勃在其博士后出站報告《明代歲時民俗文獻研究》中，也是沿著這樣的思路不斷前行的。其諸多學術論文如《白居易的節日生活——兼及俗民個體實踐與節俗傳承、變遷的關系》、《〈北京歲華記〉手抄本及其歲時民俗文獻價值》、《《帝京景物略〉中的歲時民俗記述研究》、《“端午”作為節名出現于唐代考》、《春秋二社：唐代鄉村社會的盛大節日——兼論社日與唐代私社的發展》等，都是建立在扎實的文獻篩選、梳理與理論建構的基礎上而完成的學術代表作。

觀照當下現實問題

做學問不僅僅在于埋在故紙堆中而不問魏晉。張勃在研究中不斷探究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話題，如走向實踐的民俗學、城鎮化過程中民俗文化的傳承與新變、民俗與公共生活等。在不斷的探尋中，她尋找到了一種學術與現實生活合理對接的方式，這也是她學術研究的特色之一。

從歷史的縱深處走來，觀照當下的現實問題，既有一種了解的自信，也有一種沉痛的擔憂。單從節日研究的角度看，張勃在穩扎穩打的學術研究中，積累了關于節日流變、節日時空、節日特征、節日主體、節日傳承與變異的學術經驗。她提出新的學術建構——政府干預的社會功效、城市文化日歷、建構時代的中國節日建設等新的學術命題。與此同時，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維度里，她有意識地建構起了更加完善的、貼近社會實際的學術體系。

在傳統節日與當代社會的問題上，她提出“強調政府干預的社會功效”，認為，盛行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傳統節日在短短百年時間里迅速衰微，并非民間自然選擇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官方權力的引導、干預有關。在未來的節日建構中，政府應采取有效干預措施，使那些價值和合法性均已遭貶抑的傳統節日不在當下沉淪，重新肯定和重建對于傳統節日價值和合法性的正確認知，以“與民同樂、與民同慶”的實際行動支持傳統節日的復興。

民俗研究與當代生活的結合亦在社會生活的維度和當下現實的維度兩重坐標里展開，進而獲得一種歷史深度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的文化立場來理解人類生活的不同可能性。張勃的研究有很多著述即是站在這樣的文化立場結出的學術成果，真正關涉到了節日的價值命題。

當然，張勃的節日研究能一路前行，也得益于這個時代。當下，學術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持續關注，使包括節日研究在內的民俗研究獲得了良好的研究環境。節日作為民俗事象，構筑了我們的時間意識，擁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并在時空的坐標里不斷變遷。在節日研究的過程中，張勃通過深入肌理的學術研究，獲得了超越時空的學術認知，并找到了民族、國家、社會、文化個體行動者最根本、最穩定的內在訴求，這種訴求揭示了我們民族的強大生命力和我們文化的巨大魅力。（景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