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紹基先生離開我們已經(jīng)一年了。他的為人風范、學術業(yè)績以及為文學研究所發(fā)展建設作出的貢獻，迄今留在全所同仁的心中，我相信，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對此也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兼濟天下的情懷 為人敬仰

為人處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濟天下的抱負，或求獨善其身的結果。凡有兼濟天下情懷的人，做事總是先為他人著想。鄧先生就是這樣的人，幾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他長期擔任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工作，識大體，顧大局，謙和待人，嚴于律己。

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在文學所攻讀博士研究生，對鄧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他很有學者風度，器宇軒昂，眉目之間流露出來的謙和與自信，用現(xiàn)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盡管他年事已高，在很多年輕學者眼中，他還是文學所的品牌和驕傲。

開始的時候，你會覺得他不易親近。時間久了，你會發(fā)現(xiàn)，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講究方式，讓每個人都覺得他是最了解你的人。在他面前，你不會有壓力，不會有顧忌，更不會掖著藏著，把話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問題，他總是循循善誘，娓娓而談，沒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學者風度。“如沐春風”，大約就是這種情境吧。幾十年來，所里人都說幾乎沒有看見先生紅過臉。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會有所表達，但絕不失雅量。

80年代以來，鄧先生主持了很多集體項目，他總是邀請年輕同志參加，遇到問題，他從不以長輩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換意見。他是主編，總是謙遜和善地提出建議，讓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學研究所，鄧先生這一代學者處在承前啟后的位置。他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老一代學者，頗得前賢濡染。先生一生待人熱情，做事低調(diào)，很怕麻煩別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時候，別人幫他做了一點點小事，他總是放在心上，有機會一定通過不同方式表達感謝，溫文爾雅，恰到好處。他對別人的請求，也總是盡力協(xié)助解決，絕無推衍。

鄧先生去世一年來，他的身影總是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和藹地看著我們，不時會像朋友聊天一樣，半瞇著眼睛，率意地表達他自己的想法。我常常想，有這樣的忠厚長者在，真是我們的福分。

多領域研究成就卓著 惠澤后學

鄧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工作，研究內(nèi)容涉及面很廣，在唐代詩歌、元代文學、中國古代戲曲、中國古代小說等研究領域都建樹頗豐，尤其在古代戲曲研究領域，成就卓著；關于近代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也發(fā)表過系列學術論文，成就令學界矚目。鄧先生的學術特色，可以用專、寬、通三個字來概括。

首先是他的專。早在1948年，先生還在常熟中學讀書時，就在無錫當?shù)貓蠹埳祥_辟“舊劇新話”專欄，發(fā)表劇評。就讀復旦大學后，在趙景深、劉大杰等前輩學者鼓勵下，他較早決定以元代戲曲方面作為自己專攻方向。從50年代開始，他就陸續(xù)發(fā)表多篇論文，涉及元雜劇的內(nèi)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張，如元曲“四大愛情劇”說，如文學古籍尤其是戲曲小說典籍，不能簡單地套用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校勘的方法，必須考慮到案頭閱讀與表演腳本的差異等。這些論斷，援據(jù)精博，多為學術界所認可。

作為中國文學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學史》就是由他主編的，這是百年來第一部關于元代文學的全面系統(tǒng)的論著，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關于〈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問題商兌》以及立足于明清戲曲小說的主題學研究論文《典實與傳說：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張騫故事》、《關于 “離魂型”、“還魂型”和純一人鬼相戀型文學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論著。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慶時期“三大傳奇”和清初“吳縣作家群”等重要觀點，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

如果從1948年開始算作他涉獵戲曲領域的話，到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古典戲曲評論集》，鄧紹基先生在古典戲曲小說領域，辛勤耕耘長達65年之久，真可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

其次是他的寬。鄧先生是我國古典戲曲小說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70年代又潛心于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匯集而成《杜詩別解》。他還長期關注近、現(xiàn)代文學，發(fā)表了多篇論文，提出了“狹義公案小說”等重要觀點和命題，對于近代文學研究作出了貢獻。他還把自己的研究觸角延伸到當代。此外，他對先秦文學、漢魏六朝文學、唐宋文學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論述，多要言不煩，見解獨到。

再次是他的通。60年代他就參與了余冠英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80年代又主編了十四卷本 《中國文學通史》，至90年代，與張炯、樊駿先生合作組織編寫《中華文學通史》，實現(xiàn)了學術界期盼多年文學史研究的 “三通”，即在時間上，古今文學打通；在空間上，各民族文學打通；在體裁上，各種文體打通。此外，他還參與主編了《中華文學通典》和 《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及《古本戲曲叢刊》等。在從事文學史研究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著文學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思考著古代文學學科建設問題。早在1956年，他就發(fā)表《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當時他剛20出頭，就針對當時學風方面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此后，陸續(xù)發(fā)表了若干宏觀文學研究方面的論文，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以及古代文學研究的范圍、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導意義。

為學科建設承前啟后 鞠躬盡瘁

鄧先生在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崗位上度過了45個春秋，可以說，他的一生是與文學研究所發(fā)展建設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繼文學所創(chuàng)始人鄭振鐸、何其芳之后第二代學者的領軍人物，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早年，在何其芳所長的引導下，他參與了文學研究所很多重大學科建設和學術活動。在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時候，鄧紹基先生在回憶文章《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中談到，鄭振鐸、何其芳在籌建文學所時確立了四個方面的工作重點：第一是系統(tǒng)的中外文學理論建設；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寫；第三是編選具有大型文獻功能的 《古本戲曲叢刊》和《古本小說叢刊》；第四是編選一套歷代詩歌選本，并且要由著名學者來選編。今天來看，建所之初所確定的這四個方面的業(yè)務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鄧紹基先生的心血。

在中國學術史上，向來有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分別，多數(shù)學者追求為己之學，視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鄧先生的性情資質(zhì)與學術理想，他完全可以堅守自己的學術園地，精耕細作，成為某一領域的第一流專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著走，不得不騰出大把時間用于學術組織與行政協(xié)調(diào)。盡管如此，他從來沒有因為個人的興趣而耽擱工作。這一點，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們從回憶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領導崗位后，沒有時間從事創(chuàng)作，頗感不安，多次說到，“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寫”。他還對無休無止的會議，深感厭煩。但是，他受黨教育多年，服從工作的調(diào)遣。鄧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說過，行政工作可能會耽誤業(yè)務學習，但是從大局考慮，從長遠考慮，這種犧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選擇。文學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鄧紹基先生那樣的“雙肩挑”干部，代代傳承，默默奉獻，克盡厥職，照亮他人。在當今這樣一個特別強調(diào)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他們的為人、為學風范，越發(fā)顯得珍貴，越發(fā)令人感念。

今天，我們紀念鄧先生，不僅僅是紀念他個人，也讓我們有機會回顧老一代學者為文學所發(fā)展建設作出的重要貢獻。筆者在紀念文學所成立60周年時曾在《追尋文學所精神》一文中寫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nèi)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diào)做人，和諧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鉆仰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必須遵循的原則，是這種工作作風的核心所在。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60年來，文學所艱辛地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fā)展道路，形成自己的傳統(tǒng)”。鄧先生可以說是繼承這種傳統(tǒng)精神的一個典范，值得我們學習。（劉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