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蘇民是西北民族大學資深教授，他將大半生都奉獻給了摯愛的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研究。年近八旬，鬢發斑白，至今還在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積極奔走。

鐘情民族文化研究

1935年，郝蘇民出生于寧夏銀川一個穆斯林家庭。1950年，他被保送到新中國成立后創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西北民族學院學習。1952年時逢“院系調整”，他邊學邊干，有幸參與到西北民族學院的學科創建中，并與當時中國民族研究領域名家謝再善、黃奮生等相遇。畢業后，他以一口流利的蒙古語留校工作。正當他欲投身研究事業之時，郝蘇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甘加草原等地進行“勞動改造”。在藏區，他又向牧民學習藏文……這些特殊的經歷，讓郝蘇民接受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使他逐漸意識到認識少數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重要性，這對他后來的民族文化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郝蘇民在研究中，特別強調中國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及對民族文化變遷的觀察與剖析。在這種學術主張下，他的主要學術成果《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東鄉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間故事選》等，都對西北地區多種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間的影響、互化狀況作了深入剖析。

近10年來，郝蘇民投身于人口較少民族的非遺保護。他認為，任何存在于今的民族文化都值得尊重，對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化研究和保護應引起足夠重視。他先后發表了《人口較少民族的口承文化遺產保護——難題與啟示》、《無形文化遺產保護與語言問題的討論——從甘青 “小民族”語言說起》等一系列論著。他告訴記者，中國各族群的非遺皆為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資源和財富。

行萬里路 獲取第一手資料

談到治學，郝蘇民講的最多的莫過于田野調查。他說，“田野調查是民族學、民俗學研究的基礎，也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論”。

郝蘇民強調和堅持實證研究，立足于“田野”，不囿于“書齋”，不扎堆于“書本史料”，“當今世界做學問，應從學科本體出發，不能僅憑想象”。在治學的幾十年中，他對民族文化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過田野調查，幾乎走遍了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為探訪“跨國”民族文化動向，他還先后前往東亞、中亞、西亞調研。

去年7月，大病初愈的郝蘇民堅持到塔吉克族聚居區進行田野調查。塔吉克人生活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帕米爾高原，當地高寒、缺氧，氣候條件惡劣，常人難以適應。但他堅持說：“不到現場，不融入到塔吉克人的生活，就無法獲得塔吉克人真實的民族演變境況。”

在日常的教學中，郝蘇民同樣要求自己的學生投身田野，獲取第一手資料，撰寫關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具有現實意義的學術論文。他還專門開設了田野調查課程，重點培養學生田野調查中的溝通能力與復雜的文化環境下的領悟、應變能力。由他指導的學生深入基層，已經積累了數百萬字的民俗志數據資料。

注重培養少數民族人才

郝蘇民對民族學、民俗學研究的高層人才斷層現象非常擔憂。他提出，對那些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來說，培養各民族自己的民族學、民俗學人才已經到了十分迫切的時候。這些民族往往只有本民族語言而無文字，其文獻資料嚴重缺乏，外族研究人員即便通過大量調查，有些東西也難以準確把握。特別是精神文化與心靈領域的一些本質特點，只有本民族研究人員才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為此，多年來他堅持為東鄉、土、裕固、保安、錫伯等西北人口較少的民族招收民俗學研究生，并為西北民間藝術“花兒”的研究，培養出了第一代少數民族的博士。(記者 朱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