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海晏選擇中國近現代史作為“主攻”領域，多少有些機緣巧合。華中師范大學深厚的中國近現代史學科傳統，加之章開沅、馬敏等名師的影響，讓他最終走上了專業研究之路。從最初的商會史領域到法律社會史的 “轉向”，再到嘗試“開啟”國內宗教社會史的研究新范式，付海晏在近20年的學術生涯中，不斷尋求突破創新。

探索近代宗教社會史研究新范式

發表于2009年第3期 《歷史研究》上的《革命、法律與廟產——民國北平鐵山寺案研究》一文，是付海晏探索中國近代宗教社會史研究新范式的“起點”。

付海晏認為，近代中國處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各種宗教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探討它們與近代國家構建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宗教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對當前我國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也有一定借鑒意義。

“近年來，如何正確認識近代中國國家、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成為國內外學者持續關注的議題。然而，我國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不論是研究力度，還是研究范式，都有待加強和創新。”付海晏說，“宗教從來就不僅僅關乎個人信仰，它與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多方面都有密切關系。宗教史的研究，不能只圍繞某個宗教人物的思想進行闡釋，更需要拓展研究視域，跳出‘宗教’的小圈子，以更為宏闊的視野予以審視。”

“碎片”不可怕，“碎片化”要警惕

除宗教社會史外，付海晏對中國近代法律社會史、社會經濟史等亦有所關注。

“這些領域的研究者不少。若想有所創新，需運用得力的研究方法提出獨到的見解。”付海晏說，“于我而言，選擇那些真正有價值的、具有較大悖論性的個案，是我尋求突破的路徑。”

付海晏告訴記者，能挑戰已有結論、與以往常規性理解有所不同的個案，往往能激發他的研究興趣。譬如鄂東民事訴訟案、火燒白云觀事件、清代貽谷案等，都讓他從中“挖掘”出一些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的新認識。

“現在學界很多人認為，歷史研究不應一味趨向蕓蕓眾生和日常生活，因為這種趨向可能導致研究過于瑣碎。我倒覺得其實‘碎片’并不可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碎片化’。如果一些有意義的‘碎片’恰好可以展現歷史的復雜性，能夠以小見大，將研究走向推至 ‘整體化’，那么這種‘碎片’有可能成為學術進步的關鍵。我們需要著力避免的是庸俗的 ‘碎片’或是把有價值的‘碎片’庸俗化，沒能提煉出微觀個案的重大價值和意義。”付海晏強調道。

當然，在挑戰一些已有“悖論”時，付海晏也有過迷茫和困惑。比如，是否存在過度闡釋？如何自覺尊重歷史人物本人的話語權？怎樣辨別不同研究資料相互矛盾之處？這些都考驗著學者的能力和才識。付海晏說，探索的過程固然艱辛，但這也正是他“品味”歷史魅力的所在。

嘗試推動“大數據”歷史研究

1997年，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馬敏曾提倡計量史學，主張通過數據衡量中國現代化的真實水平。當時剛剛攻讀研究生的付海晏，曾協助導師收集過若干統計資料。最近，在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中清的數次接觸中，付海晏逐漸意識到，在大數據時代，中國近現代史可以采用計量方法予以分析。“大數據”歷史不僅能積累更多個案，還可通過類比將其納入整體史研究框架之中。他認為這種嘗試具有一定價值。

付海晏并沒有將“嘗試”停留在口頭上。他告訴記者，目前，他正籌備設立“大數據”歷史研究生班，圍繞“大數據”歷史開展相關課程教育和課題研究。

回顧多年來求學問道的歷程，付海晏說，他也面臨著青年學者普遍存在的焦慮：如何妥善處理考評制度所帶來的壓力？怎樣才能在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并得到學界認可？能作出怎樣的學術貢獻？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在想做學問的時候遇到了好的導師，進入了好的研究團隊，能夠站在一個較高的學術平臺上‘眺望’。但在自己感興趣、有突破的研究領域中，必須沉下心來，耐著性子查閱資料、思考創新，這是任何外在因素都無法幫扶的。”付海晏告訴記者，相較于功成名就，他更看重學術生命力的持久，急功近利只會過早地將原本的積淀消耗殆盡。(記者 郝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