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

清華簡是難得的先秦出土文獻，內容非常豐富，對于古史再建意義重大。出土文獻第一次重大發現是在西漢武帝時期，但新出的古文經與今文不合，逐漸演化為今文、古文兩個學派，各立門戶，最終導致出土文獻的散亡。出土文獻第二次重大發現是西晉的汲冢書，雖然當時也有學者予以整理，但因為其內容與當時的知識體系不相容、整理難度大，被斥為“雜碎怪妄不可訓”，也散佚了。現今人們對出土文獻的認識與過去完全不同，從學界到國家都非常重視。但要充分發揮這些出土文獻的價值，就必須祛除門戶之見。

關于先秦古史研究的方法與出路，很多學者都做了積極探索。首要問題是缺少史料，如果說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先秦不僅是我們文明的源頭，而且從時間上說占到二分之一，但傳下來的文獻實在寥寥無幾。其次是現存史料的真實性受到質疑。司馬遷構建了一個古史系統，史料從哪里來？真實性如何？現存的先秦古書不足以讓我們充分了解這個系統的可靠性。

與上述兩個問題相對應，近代產生了兩個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方法：一個是對傳世文獻的清理——疑古辨偽；一個是利用新發現材料和傳世文獻相結合——古史新證。疑古與證古，其學術淵源都十分久遠，成果也很多。疑古辨偽指出了古史、古書形成過程的復雜性，歸納出著名的“層累”說。弊端是確立的標準未必準確，把疑點放大，有些結論與事實相悖。證古主要是指用新材料進行祛疑、刊謬和補缺。二重證據法只能在有了新材料的情況下有所作為，而新材料可遇不可求。如果沒有一個大的目標和方向，容易招致“史料學派的盲目和瑣碎”之類的批評。所幸的是我們現在發現的材料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已經逐步具備了重建古史的條件。

從邏輯上說，疑古是為了證古。怎么證古？把傳世文獻中的假東西去掉就可以證古了，但如果得出的結論有悖事實，不僅不能證古，而且可能導致民族文化的虛無。從建設性來說，新材料的作用更為直接。新材料從哪里來？出土文獻。單從歷史學角度看，這兩種方法都是在解決先秦史料問題的基礎上重建古史系統，目標是一致的。區別是利用的材料不同，方法也就不同。任何一種方法都有利有弊，都不可能是萬能的。

今天的史學研究新方法、新理論層出不窮，我們不僅需要把疑古和證古兩種方法的長處發揮出來，還需要廣泛吸收其他理論和方法的長處。對于清華簡整理與研究來說，堅持的就是從基礎做起，不立門戶。具體來說：

一是要正確認識出土文獻的價值，充分發揮出土文獻的作用。《系年》是有明確寫作目的和獨特敘事體例的史書，是先秦古書的真實原貌，前所未見。事實與門戶無關，單從這一點來說就意義重大。這些新證不論是證實還是證偽都是直接的，可以改變常識。例如，關于西周末年的“共和”，很長時間我們都相信司馬遷所說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系年》再一次證明《竹書紀年》共和即共伯和的真實性。共和是人名，不是制度，因此常識需要改寫。

再如，《系年》可以填補大量的知識空白。清代學者可以證明《說命》不是漢代人所見的古文，但不知道漢代古文《說命》是什么樣子，清華簡讓我們看到了真相，見到了先秦古文《尚書》的原貌。

二是要充分發揮各種研究方法的長處。有容乃大，誰能夠兼采眾長，有所發現和創新，誰就擁有更廣闊的未來。為此，一方面，在研究目標上，應以建設為主，不能只盯著偽——疑古辨偽只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要努力挖掘出“偽”后面的真實來。另一方面，對于出土文獻記載的古史也不能全部當事實。清華簡關于夏商的歷史傳說，多離奇怪誕，書是地地道道的先秦古書，但事實未必都是史實，需要審慎甄別，層層剝離。

三是要勇于接受批評和修正錯誤。學術在不斷進步，每一項成果都是階段性的，都可能被新證據或新思路推翻。門戶之爭，之所以爭，就是自以為是，乃至明知錯了也要百般袒護。清華簡整理團隊真誠歡迎各種學術批評，以便更全面、更準確地接近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