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讀書人，大概沒有人不知道柏楊這個富有沖擊力的名字。在整個民族都在追求思想解放和文化現代化的時代，柏楊對于“醬缸文化”的猛烈批判，自然而又必然地引發了廣泛共鳴。可以說，柏楊的思想恰逢其時地參與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降，隨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后現代文化的興起，導致國內研究界出現“學術淡入、思想淡出”和多元混雜的困境，柏楊研究從熱到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清芳博士積數年之功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另類思想體系——以柏楊其人其文為考察中心》，不僅首次系統地梳理、考察和挖掘了柏楊獨具特質的以文化現代化為旨歸的思想體系，甚至也在某種程度上喚起人們似乎久違了的思想熱情。

從柏楊那里整理建構起一種思想體系，是一次頗有挑戰性的創舉。的確，柏楊作品卷帙浩繁，創造力驚人，從小說、雜文、詩詞、童話到報告文學、新聞報道、個人傳記、“故事新編”等無不涉獵。就內容來說，從愛情婚姻到倫理道德，從自然人性到個性角度，從人生百態到文化批判，從歷史傳統到現代文明等等，莫不囊括其中。然而唯其如此，人們又深感柏楊之“雜”，甚至有人嫌其小說缺乏文學性，而其《中國人史綱》又非嚴謹的史學著作。更有人認定柏楊對于“中國文化完全跪倒在西方文化的面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又何談思想體系呢？張清芳的著作以爬梳剔抉的功夫追蹤其背后的知識譜系，全面而又辯證地回答了諸如此類的駁詰。

作為一部思想體系建構意識鮮明的著作，該書研究的立足點別開生面地致力于兩個“打通”的基礎工作。其一是打通生存環境、文化語境與觀點表達之間的暗室地帶，將柏楊其人與其文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柏楊不僅成為一個豐富的和典型的研究個案，而且成為一種鮮活的文化現象，一種以“野生知識分子”為特質的文化存在。其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打通文學敘事、歷史重述與思想言說之間的學科壁壘，從其最內在的思想理路中抽絲剝繭，尋找到柏楊文本一切以“人”為核心的邏輯源頭。

與許多臺、港地區及海外華文作家不同，柏楊創作少有困惑于民族身份認同的焦慮和更易為讀者所理解的鄉愁戀土情懷，而他的歷史重述亦不著力于易與學術界對話的歷史觀的表達。該書指出，這是因為柏楊恰恰有更高層面的愛和恨，有更深層面的建構沖動，即他始終把尊重人的個體生命和尊嚴放在首位，以人為現代性的出發點，把普通人作為社會的主體。他筆下的歷史自然不再有宏大的歷史觀，而是圍繞著眾生與個體主體性走向的“人性史觀”。

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所謂“另類”思想體系，并非簡單的“異類”或“異數”之意，而是基于深厚的歷史感與深刻的現實針對性之上的現代性文化建構。與精英知識分子以自上而下的文化啟蒙或由外到內的救亡主題為核心的現代化文化譜系不同，它以建構現代市民的主體性為核心，追求的是現代性世俗化的思想體系。可以這樣說，該書為正在行進中的文化現代化打開了另一扇窗戶，經由它不僅可清晰地看到一種富有借鑒價值的文化路徑，亦可藉以反觀自身的一些問題。

（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