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原名高水江，他有著農家子弟共同的美德：淳樸善良、崇尚平等、同情弱者。1948年，他棄教從政，進入共產黨的區政府任職。他將名字改為高滌陳，意為蕩滌掉一切陳舊東西，建設煥然一新的未來。

1955年和1959年是先生人生中的兩大重要轉折點。1955年，他被調至中國人民大學財貿經濟系學習，在四年的學習生活中，系統地掌握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知識。1959年，大學畢業之際，新的機遇降臨。當時，國務院給予了中國科學院優先錄取畢業生的優惠政策，而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孫冶方先生恰好希望招收幾名掌握基礎理論知識、具有商業工作經驗的年輕人作為研究助手。于是，先生便被選中并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作為孫冶方先生的助手，協助其研究社會主義流通經濟理論，自此開始了他50多年的社會主義流通經濟理論研究生涯。

引領社會主義流通理論研究

“案頭看史任紛陳，萬載滄桑問果因；志堅何懼征程遠，螢雪能使溫故新。”1961年，在對科研工作的艱巨性有了初步了解之時，先生寫下這樣的詩句表達他的志向。早在1960年代初，他擔任孫冶方先生的助手，主編《社會主義經濟論·流通篇》。改革開放后，孫冶方先生續其未竟之作，他再次全力參與，并完成了在國內有重要影響的《流通概論》一文。

在長期的商業經濟理論研究過程中，先生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結合我國商業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先后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論文，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商業經濟學術思想，對促進我國商業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他積極參與組建的中國商業經濟學會任副會長期間，曾主持和召集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對涉及我國商業體制改革和商業經濟學研究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先生在社會主義流通經濟的多個方面的研究都引領了國內學術的發展。

先生在思考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過程中，將馬克思的商品經濟理論引入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分析。1981年初，他率先提出 “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理論上論證了人類在發展經濟的幾千年歷程中所造就的商品交換，是社會經濟靈活有效的運轉形式，它不是人們可以隨意取消的。社會主義經濟只能繼續采取商品貨幣經濟形式來運轉，別無他途。在此基礎上，他從流通理論、流通形式和流通過程的組織等三個方面深入研究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流通過程，批判了否定流通、輕視流通的理論、實踐及其社會的、歷史的原因，論證了流通經濟過程的客觀作用及其運行規律性，闡明了商流、物流、貨幣流、勞務流和信息流的內涵及規律，提出了流通規模必須同生產、消費需求相適應的命題等。他提出并論證了在商品經濟形式下，從社會經濟運行的動態上考察，不僅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同樣可以決定生產，它決定和制約著生產的規模、結構、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這一論斷突破了生產決定流通，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理論和實踐。

在 《商品流通若干理論問題》一書中，他提出并論證了流通是人類勞動產品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運動的經濟過程。從理論上論證了必須從社會勞動的自然性和社會性方面的結合中去認識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區別。

1979年，他提出競爭規律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動力之一，并進一步提出“流通生產力”概念，這一概念的確立有助于克服我國商業長期落后、流通力不足、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問題。

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商業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他運用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經濟理論，提出了一系列對中國商業和流通體制改革具有較大影響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

市場經濟是發達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必然是商品經濟固有的各項運行規律的強化和放大。他認為，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始終保證資源配置的優化，市場機制既有優化資源分配的功能，同時又有浪費資源的力量；優化中有非優化，浪費中有非浪費；優化往往以浪費為代價，浪費中又能導致優化的結果。他提出流通體制改革必須遵循的若干原則，并認為流通體制改革應該包括企業機制、商品交換的組織形式和流通產業的管理與調控方式三個方面。依照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客觀要求，從這三個方面解決流通體制改革問題，才能逐步發展到完全擺脫傳統體制的束縛，推動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1990年，他首次提出服務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服務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和交往聯系。這種交往聯系是服務業活動方式所特有的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在《服務經濟學》一書中，他從服務勞動的性質、服務業的劃分、服務產品、服務過程的內容、服務商品的流通、服務業的經營方式、服務經濟與社會經濟體系以及服務經濟理論史的發展等方面做出了系統的闡述。在實踐問題的研究中，他側重研究中國旅游業的發展道路、政策，并且對英國旅游業的發展進行了學術考察，形成調研報告。

1990年代初，在討論提高商業服務企業服務質量和誠信度以及“老字號”的發展時，他提出，商業信譽是商業企業和商品生產企業的職工們長期創造的超過社會平均勞動以上的那部分勞動的積累或沉淀。

1983年，先生在國內首次論證了國際貿易中的比較成本原則是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上發生作用的特殊表現形式。在國際市場上，任何一國商品的個別價值已為該國社會所承認，即一國商品的價值在國內已經形成；但當它進入國際市場后還要按國際平均勞動消耗量來重新計算，或者說，凡是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商品都有兩個價值：國內價值和國際價值。所以，它在國際市場能夠表現為多大的國際價值量，必然關系著一國的經濟利益的得失，故一切國家及其政府必然要直接干預國際貿易。

他認為，國際價值在國際市場商品交換中發揮作用的必然性，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及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有關商品經濟一系列理論的自然延伸。國際商品交換既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同時也是價值的交換，更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如果否認國際價值的存在，那就不僅會使我們失去國際商品交換的客觀依據，從而導致否定勞動價值論，而且也必然導致否定國際交換中的經濟關系。

培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經濟學人才

除科研工作以外，高滌陳先生還致力于培養年輕科研人員的工作。他從1978年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招收培養碩士研究生，并擔任研究生院財貿系主任職務。作為一名治學態度嚴謹、以獨創見解聞名于商業經濟界的學者，他在治學中特別強調處理好專與博的關系：專而不博，難以精深；博而不專，一業難成。他要求學生掌握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專業知識，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學習西方經濟理論，但決不盲從，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改革開放的實踐，大膽吸收借鑒西方理論，并在其基礎上發展成為有現實意義的理論。

在專業基礎理論的教學中，他破除門戶之見，主動安排學生到其他院校學習相關課程；在社會實踐中，他鼓勵學生到地方和企業中考察實習，并要求學生結合自身的學習、工作經歷來確定選題，以便學以致用。

1978年至1985年他培養的五批12名碩士生均以優良成績獲得學位。1985年起，他作為中國第一位商業經濟學博士生導師，培養了全國首批商業經濟學博士，至1998年共培養了16名商業經濟學博士。

先生的為師之道不但使學生們受益良多，贏得了學術界同行和學生們的尊敬，也為后來的導師們樹立了學習的楷模和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