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案例的“新”講法

　　教材離不開案例。然而，教材中的案例并不等于教學中的案例。教材中的案例必須具有典型性，而教學中的案例必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和思想實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013年版）增加了大量經典論述和案例，增強了教材的學術性與可讀性。教師通過教學視野的拓展和教學方法的創新，充分闡釋這些經典案例的思想內涵與現實意義，是提升教材吸引力和教學實效性的重要途徑。

　　例如，教材開篇是一個經典案例：“當人類即將邁入21世紀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在全球范圍內舉行過一次‘千年思想家’網上評選。結果，馬克思位列榜首。”這個案例從2007年第一版教材問世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我們直接以此證明“馬克思主義從產生到現在已經160多年了，隨著歷史的發展，日益深入人心，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這一結論，恐怕就會面臨兩個問題：一是事件的時效性，二是論證的邏輯性。

　　首先，“千年思想家”評選在當年之所以具有轟動效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距離蘇東劇變不久，這一事件有力地回擊了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歷史終結論。但是，隨著我們越來越遠離那個時代，曾經令人激動的新聞，其本身的時效性無疑大打折扣。

　　其次，有人認為，這一評選不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組織的，而是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組織公眾和網民參加的。正是這一跨越意識形態的評選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普遍性。然而，這種論證充分嗎？

　　列寧提醒我們：“每一個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這種直接從故事到結論而不加理論分析的論證方式的危險在于，一旦遭遇異質性事件，結論就會面臨質疑。例如，我們不妨反問：倘若由中國媒體組織評選“千年思想家”，誰會名列第一呢？

　　我曾就這個問題在近萬名專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做過調查，大家選出的“千年思想家”大多是中國人。毛澤東和鄧小平名列前茅。馬克思在西方世界屢獲殊榮，但中國大學生并沒有將馬克思推選為“千年思想家”之首，這似乎產生了一個矛盾。

　　矛盾的存在并不意味著理論的絕境。馬克思主義不僅不懼怕矛盾，而且歡迎矛盾。思想政治理論課只有直面矛盾，才能激發學生思考，深化教學層次。

　　沒有對比，就沒有準確定位。一個極相似的歷史事件是：1923年，北京大學舉行過一次“世界第一偉人”民意測驗。在當年總計497票的投票結果中，列寧獨得227票位居第一，美國總統威爾遜得51票名列第二。

　　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社會存在決定的。今天同學們選出的“千年思想家”是中國人，而當年選出的“世界第一偉人”是一個外國人。這其中折射出的恰恰是國家崛起帶給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九十年前的中國內憂外患，在國人眼中，中國人尚且不能改變中國，更遑論影響世界。只有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前景時，中國人才有了今天的文化自信。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馬克思主義在不同國家的出場路徑是不一樣的。無論是學習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都要從本國實際出發。無論是中國人當年選出的列寧，還是今天推選的毛澤東、鄧小平，都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者。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還算不上強國，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革命率先實現了社會中最大多數人的解放。列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走俄國人的路”成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的共識。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沒有照搬蘇聯經驗，而是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學們推選毛澤東或鄧小平，恰恰表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成果的充分肯定，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

　　由此可見，“千年思想家”評選并不是一個充分的例證，而僅僅是一個起點。“原理+例證”式的教學方式往往欠缺的是在論證中說理的邏輯環節。與許多專業課相比，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起點不是“零”。當他們對許多事件、概念和原理耳熟能詳時，教師必須比學生想得更深、更全、更細，才能避免“熟知而非真知”，才能成功地將“西方故事”轉化為“中國問題”，在問題深化與時空拓展中展現理論的合理性與歷史的必然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思想政治理論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