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信近照 本報記者 王斯敏攝

　　1949年，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照。

　　50年代初，赴朝鮮戰場作戰。

　　1957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學習。

　　“學者、戰士”，30多年前，友人這樣評價正當壯年的汝信。

　　這是對他經歷的概括：從年少到白頭，在哲學、美學的廣闊天地中采擷碩果；從軍五載，于炮火硝煙間飽經歷練。

　　這更是對他精神的凝練：在學術之旅的每次挑戰面前，都以學者的堅定信守真理，用戰士的勇敢攻堅克難。

　　人們稱他的學術之路為“20世紀后半葉中國美學發展的縮影”。

　　今天，這位83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哲學家，仍時常伏案，探尋美的真諦，闡發哲學的奧義。對真理的信仰，是他孜孜治學的恒久動力，也是他內心最穩固的磐石。

　　起步

　　“美的東西總是與人生的幸福和歡樂相連。”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使他思考：怎樣的美才永恒？

　　信仰，是了解一個人內心的鑰匙。汝信心中自有一把這樣的“鑰匙”。

　　“前些年我去英國訪學，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問我，你為什么選擇馬克思？因為你是無產階級？我答：非常遺憾，我的父親是律師，用你們的標準劃分，是中產階級。他又問，那你是不是理想主義者？我說不。我選擇馬克思主義不是因為空想，而是因為現實。”

　　是救亡圖存的歷史必然令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而非盲目或巧合——這種認識，在汝信的少年時代悄然形成。

　　1931年，汝信出生在上海。抗戰開始后，上海被日軍占領。為了讓子女繼續讀書，父親請來家庭教師，汝信兄弟姐妹四人一起讀國文、習西學，還有一位老師教授鋼琴。

　　屋內雖是其樂融融，屋外卻令汝信過早嘗到了屈辱的滋味。

　　“關卡遍地，日本兵帶著狼狗把守，對中國人肆意盤查。我親眼看到一個老人，冬天過崗哨沒有摘帽致敬，就被日本兵痛打。”

　　14歲時，抗戰勝利，已入桃塢中學讀書的汝信和哥哥雙雙越級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

　　時局堪憂。日寇投降了，代之以國民黨政府的貪腐暴虐。怎樣改變家國面貌？汝信懷著懵懂志向填報了政治系，副修經濟。然而，課堂上講授的西方理論跟現實生活毫不搭界，他便投身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參加了黨的地下組織領導的外圍團體——讀書聯誼會。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一道星光，在暗夜中浮現。汝信對這個能“幫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學說產生了莫大興趣，開始閱讀相關典籍，朦朧的信念逐漸成形。上海解放前，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9年，汝信大學畢業，在解放不久的喜慶氣氛里，他主動參軍，盼著“打到臺灣去，解放全中國”。孰料，朝鮮戰爭爆發了。汝信和戰友們一起，被緊急調往朝鮮戰場。

　　渡過鴨綠江，頓時進入一個炮火連天、滿目瘡痍的世界。部隊棲身于殘破的院落、陰暗的礦洞，缺衣少食不在話下，死神也時刻在身邊徘徊。

　　汝信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九兵團擔任政治部干事，后又成為司令部英語翻譯、秘書。雖不在最前線，卻也備嘗艱苦。

　　他親眼看到戰友們犧牲。有一位，就是和他一起從軍的大學同學。“他英文非常好，已經有了很好的工作，但因為前方需要，他志愿參軍到朝鮮來。行軍途中美軍空襲，正好炸翻了他坐的卡車。”

　　倉促掩埋了這位同學后，部隊繼續行軍。“他立下什么豐功偉績了嗎？沒有。但我覺得他是英雄。”戰爭之殘酷、獻身之壯美，令汝信感到震撼，也理解了信念對于生命的意義。

　　就在與“美”毫不相干的戰場上，汝信卻接受了美學的啟蒙。他的“老師”，是一本俄文版《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

　　那幾乎是他隨身攜帶的唯一財產。從國內開拔趕赴朝鮮時，途經沈陽國際書店，他匆匆買來這本書，用來自學在大學里剛打下基礎的俄文。

　　于是，戰事間隙、爆炸聲中，他埋頭苦讀，與“俄羅斯的普羅米修斯”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

　　漸漸地，隨著硬“啃”下來的內容越來越多，他被書中的哲學和美學觀點吸引了。

　　“美的東西總是與人生的幸福和歡樂相連。”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使他思考：怎樣的美才永恒？是個人的幸福和歡樂重要，還是大眾的？

　　“一切真正美好的東西都是從斗爭和犧牲中獲得的，而美好的將來也要以同樣的方法來獲取。”充滿豪情的字句鼓舞著汝信。他期待著為真理而斗爭，也做一位“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

　　尋“美”

　　馬克思主義觀點貫穿他的美學研究。他試圖以此來尋找“美”。

　　一本發黃的書擺在案頭。《西方美學史論叢》，1963年版，掂一掂，并不壓手，卻在中國西方美學史研究中頗具分量。

　　這是汝信叩開美學史大門的第一本代表作，也是中國首部以西方美學史為主題的綜合研究專著。幾個月后，學界泰斗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也問世了。

　　雖然內容尚不夠系統，但《西方美學史論叢》還是引起廣泛關注，汝信也被評價為這一領域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在其后相當一段時期，這本著作和《西方美學史》成為了解西方美學的必讀之作。

　　如今回望這部作品，汝信從不諱言其學術與視野上的局限，但令他自豪的，是其中貫穿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我分析了美學史研究的各種流派，感覺都不能真正解決美學的根本問題。最后，還是回到了馬克思主義——只有它能給出有力的回應。”

　　在他看來，馬克思把美學現象放到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整體中考察，和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全面發展的遠景聯系起來研究，從而突破了傳統美學的框架，為美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指明了方向。

　　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科學性的認識，是在步入哲學之門的努力中逐漸形成的。

　　1955年，汝信回到闊別5年的祖國，轉業至中國科學院工作，并考取哲學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成為著名哲學家賀麟的門下弟子。

　　氣象恢宏的學術天地，在汝信面前鋪開，尤其吸引他的，是黑格爾學說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

　　19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德國學術界把黑格爾看作“一只死狗”踐踏在地時，馬克思卻公開宣稱自己是他的學生，恩格斯則把其哲學比作一幢隱藏著無數珍寶的大廈。馬克思是怎樣批判和繼承黑格爾辯證法，發展出更高、更科學的學說體系的？帶著疑問，汝信大量閱讀原著，逐一考察與馬克思主義產生有關的學派。

　　一個活生生的馬克思被逐漸還原。他愈加確信：馬克思不是高居云端的“天降之神”，而是有著偉大抱負、高遠目光的學者；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律令，而是科學真理。

　　年少時模糊的信仰，日益堅定。

　　戰場上的積累發揮了作用，他很快寫出第一篇美學論文——《論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黑格爾美學的批判》，在《哲學研究》發表。

　　此后，黑格爾悲劇論和范疇論、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學說……日積月累，才有了《西方美學史論叢》的撰寫出版。

　　拓荒者自有獨特品質。在其后的研究中，汝信不盲從、敢開拓的性格彰顯無余。

　　1981年，他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開始研究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在當時，這幾乎是個不被國人知曉的名字。一年后回國，他將10多麻袋哲學書籍托運回國，并撰寫《看哪，克爾凱郭爾這個人》等著作，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視角對這位哲學家做出恰當評價。

　　新中國成立后，尼采思想一度被曲解，成為研究“禁區”。改革開放后不久，他較早發文打破堅冰。他的博士生周國平也走上了這條路。在為其著作《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所寫序言中，汝信態度堅定：“在歷史的審判臺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辯護，而尼采卻絕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理解。”

　　“為什么研究尼采、克爾凱郭爾，還有叔本華這些當時看來的‘反動’學者？汝先生明知有風險，仍很堅持，他常說：研究他們，是為了還原西方哲學史的發展鏈條。他所表現出的，正是當今最需要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學術勇氣和研究理路。”汝信的博士生、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李鵬程感喟不已。

　　很多研究由他而始，現在正由一代代學生延續下去。這讓他深感欣慰：“我只是努力搭起一座橋，要真正深入，還得靠后人。”

　　守“真”

　　“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從不平坦、寬廣。他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執著前行。

　　上世紀90年代，已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汝信一腳踏進了新的領域——世界文明對話。

　　1994年，他牽頭成立中國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數十位學者放眼世界，編撰出版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通論》等，并定期組織國際學術會議。

　　為何有此選擇？觸動依然來自實踐。

　　“我常參加世界性學術活動，發現我們對他國文明的了解有限，而國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更少。”他記得有一次，國內一位著名紅學家去哈佛大學講《紅樓夢》。哈佛歷來很歡迎各國學者的講座，但那次卻聽眾寥寥，只好臨時打電話叫了很多中國留學生去“填空”。

　　美國人到底了不了解《紅樓夢》？他和許多學者交談，發現知者甚少。

　　在中國，很少有知識分子不知道莎士比亞。為什么西方人不知道《紅樓夢》？中國五千年厚重文明，今天對世界的影響還有多少？汝信深感，在文化影響力方面，我們有大量工作要做。

　　“文明對話能夠增進理解，避免戰亂與紛爭。對外來文化要有開放的心態和海納百川的氣魄，對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自尊。”他認為，人文學者的一大任務就是充當文化傳統的“守護神”，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予以發展。

　　守護的不止文化傳統，還有理想信念。隨著年事漸長，行政工作可以放下，一般性研究逐漸減少，但，凡是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命題，汝信總是視為要務，勉力為之。

　　2004年，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啟動，他被遴選為咨詢委員，審議工程成果、提出對策建議，還作為主要成員參與編寫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此，新的忙碌開始了。

　　幾年來，工程教材審議會開了102次，汝信至少參加了十分之九，和江流、邢賁思等一起被大家戲稱為“常委”——最常到會的委員。

　　“有幾次開會，我就坐在他身邊，親眼看到他有多認真。他每次都是帶著發言提綱和做滿批注的教材來的，發言充實有見地。”中央編譯局原局長、咨詢委員韋建樺十分感佩。

　　辛勤付出，源于信念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深入了解、對中國國情的清醒認識，使他對科學真理的生命力充滿信心。

　　他毫不諱言馬克思主義面臨的挑戰。這其中，既有敵對陣營從未止息的污蔑和攻擊，更有飛速發展的現實生活提出的新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從不平坦、寬廣。唯其如此，才更需要我們以百倍的努力去應戰，去回答。”

　　多年來，他始終記得蘇東劇變后和意大利友人的一次交談。

　　“蘇聯、東歐都已放棄馬克思主義了，你們什么時候放棄？”這位意中友好的實干家直截了當地提問。

　　“蘇聯的失敗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結果，絕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有中國在，馬克思主義垮不了！”汝信答得斬釘截鐵。

　　辯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就等未來歷史的判斷吧！”意大利友人聳聳肩。

　　20多年過去了，汝信覺得欣慰：中國今天的發展和堅守，有力地回應了他當年的堅持；而他對“歷史的判斷”更加充滿信心，因為，在通往真理的路上，他看到了越來越多的身影在站起，在集結，在前行。（本報記者 王斯敏）

　　（本文圖片除署名者外均為汝信提供）

　　（另參見11版《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