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口述史”負責人、江漢大學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打破常規，舉全黨全國之力，有部署地大力推行農業合作化，而這一切最直接的地緣戰略考量，就是反侵略戰爭與美帝國主義戰略包圍和形成戰略對峙的需要。

在毛澤東戰略思考中，農業合作化不僅是新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動力，而且是反對美國戰略包圍的關鍵之舉，是與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息息相關的。1950年底，美國操縱當時的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我“美國武裝侵略中國臺灣案”并通過“中國侵略朝鮮案”。1951年7月，正值抗美援朝戰爭艱苦進行之中，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山西省委試辦農業合作社。同時，美國以“同意談判”為煙幕彈，戰略預期進逼新中國放棄“解放臺灣”，默認聯合國同時保留“中華民國”席位，以達到“一中一臺”分裂中國之目的。

在全國抗美援朝高潮中，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黨內頒布，推動全國各地互助組合并為農業合作社，掀起愛國增產熱潮。以發動廣大農民互助合作及各行各業愛國增產做后盾，中國人民挺住了抗美援朝的艱難時刻，成功粉碎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客觀上加強了我國對“舊金山體制”的戰略回應。

“舊金山體制”客觀上推動我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前醞釀與形成。“舊金山體制”源于1951年9月美國在舊金山主持的排除中國等主要參戰國與會的對日媾和會議，旨在“扶植日本，遏制和分裂中國，控制亞洲”。

在這種險惡的地緣環境下，國內農業通過提倡互助合作形勢比較穩定。1952年，全國糧食產量3088億斤，比1949年增加926億斤，增長42.8%，棉花增加1718萬擔。1952年10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大，通報了中共中央關于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基本構想，這是我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雛形。是時，抗美援朝戰爭“三八線”拉鋸戰正在激烈進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增產節約，抗美援朝是總的方針”，表達了黨中央以農業合作化推動工業化贏得戰爭、贏得地緣政治環境和平正義的戰略預期，進而構筑解放臺灣最終完成統一祖國大業的整體戰略。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議簽訂。此前數日，毛澤東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最深刻的闡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春，我國代表團受邀參加日內瓦會議，受到愛好和平諸多國家的歡迎和認同。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加強了對新中國的圍堵。美國先后通過簽訂《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國、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條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等對新中國形成了包圍。

新中國此時一方面沖破重重阻力出席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平交往；另一方面，毛澤東于1955年5月主持召開15省、市書記會議，強調農業合作化與解放臺灣的關系，針對農業合作化和統購統銷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提出“統購統銷糧食工作有五利：一利缺糧戶，二利市民，三利災民，四利城工（城市工人），五利打臺灣”。黨中央站在國家主權與地緣政治戰略結合的道德制高點，以期通過加快農業合作化來推進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獲得與敵對勢力戰略對峙的物質基礎，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以加強反美帝國主義包圍圈的綜合實力。這既是一條新路，也是一條直接出路。由此，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遽然掀起。可見，在當年險惡復雜的地緣環境下，黨中央大力推進農業合作化高潮，很大程度上是黨中央出于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