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歷史本身而言，再豐富的歷史文獻也不過是雪泥鴻爪。歷史學家的使命是否就是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重繪一幅歷史圖景呢？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余欣看來，史學是體悟之學，歷史學家更為關鍵的使命在于，要對人類過往的生命體驗予以思考和闡釋。

走上敦煌學研究道路

與宇宙和生命一樣，人類的歷史也充滿諸多不可知的因素。或許正是這種令人著迷的“神秘”，使古往今來的歷史學家心向往之。在許多年后的今天，余欣談起自己學術道路的起點時說，他對歷史的不斷追尋亦源于對“一切神秘事物”的好奇與探求。

1993年，不滿20歲的余欣考入杭州大學（后并入浙江大學）中文系影視編導專業，當時他并不知道自己會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大學二年級時，中文系教授黃征面向全校開設的《敦煌學導論》，不經意間帶領余欣走入了敦煌學的廣闊天地。隨著對敦煌學的認知逐漸加深，余欣結合對法學經典著作和敦煌學論著的閱讀與思考，以“敦煌契約”為主題，運用敦煌文獻中的契約文書資料，寫出了第一篇學術論文《敦煌經濟合同中的違約條款初探》。這篇文章讓浸淫敦煌學研究多年的黃征大為欣賞，他說，這已不是對敦煌學或文獻的泛泛之論，而是進入到了專題研究，達到了學術期刊發表的水平。

“我聽了之后非常激動”，余欣說，對于剛上大二的學生而言，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是想都不敢想的。遵循黃征的意見，余欣對論文做了認真修改。一年多后，就在他感到希望渺茫時，文章刊發在《新疆文物》（1996年第3期）上。這是一個巨大的激勵，為余欣走上敦煌學研究道路鋪墊了第一塊基石。

20年前，敦煌學遠沒有今天這樣受人關注。當時還沒有大部頭的敦煌文獻圖錄，對著用縮微膠卷洗印出來的一頁頁敦煌文書，他們逐字逐句地識字、標點，細致講解文本意思，分析學術價值，尋找可研究的問題點。“我是非常幸運的”，余欣回想當初，十分感慨。在大多數本科生對未來一片茫然的時候，他已經開始接受專門的學術訓練。

“從文獻到歷史”的治學理念

現在，正值不惑之齡的余欣，卻常有“惶惑有而過之”之嘆。他非常坦誠地說，“任何學者的學術生命都是有周期的，研究之路走到一定階段后，繼續拓進會更加艱難。”這種能否對學術再有新貢獻的“焦慮感”時常困擾著他。

2000年，余欣剛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榮新江教授曾告訴他，“你要立志不做敦煌學家，實現從文獻學研究到歷史學研究的跨越”。余欣認為自己一直在踐行 “從文獻到歷史”的治學理念，“雖然步履蹣跚，還是努力向前邁了幾步”。

讀博士不久的余欣前往香港中文大學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訪學，他帶著《沙州歸義軍朝野系年錄》的編撰任務而去。指導老師饒宗頤教授看著初出茅廬的余欣，很不放心，私下囑咐兩名助手：“香港是個花花世界，你們要多留意他，別貪玩耽誤了工作。”但是，饒宗頤和助手們發現，每天余欣總是第一個到研究室，工作到晚上八九點才離開。當初稿擺在面前時，饒宗頤對余欣的贊賞溢于言表。

“你現在還很年輕，應該不斷拓寬研究領域”，饒宗頤對余欣說，近年出土的簡牘里有很多與陰陽方術有關的內容，研究價值很大，可以梳理從簡牘到敦煌文獻的史料，開拓方術與宗教信仰研究。余欣大受啟發，“老一輩學者非常有學術眼光，知道哪些材料是最寶貴、最有研究前景的”，他的博士論文即為《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

2007—2009年，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訪學期間，余欣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日本古寫本寫卷，啟發他開始思考這些古寫本與敦煌吐魯番文獻的關系。這樣的思索也使他對寫本的物質形態、知識的成立過程和傳播方式之間的關系有了更為真切的了解。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知識是怎樣生成、傳播和重新整合的？知識、信仰、制度之間如何互相浸潤？又如何影響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和體驗？面對這些問題，余欣感到，可以運用敦煌文獻開拓新的課題。隨著對寫本的深入研究，他希望從材料和方法上打通整個“寫本時代”——以手抄本為知識創造與流通主要方式的時代。

同時，從各類文獻中，余欣看到了中國傳統博物學的身影。以往，博物學或被看作前科學時代的粗糙知識和技能雜燴，或是關于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的趣味雜學。余欣將中國博物學視為對世界整體性圖景的把握：它不僅是自成體系的知識傳統——這種傳統難以用科學去理解和統攝，而且是中國人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國博物學的關切點不在“物”，而在于镕鑠“天道”、“人事”與 “物象”，直面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實踐和情感體驗。

近年來，他先后撰寫了《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和《博望鳴沙：中古寫本研究與現代中國學術史之會通》等專著，試圖以寫本為媒介，在學術脈絡、文化建構和社會信仰層面，考察知識的生成、傳播、重構過程，在知識社會史的層面上同時展開博物學和寫本學的研究，積極開拓“中古中國的知識、信仰與制度的整合研究”。

不能脫離生命體驗談歷史

“凡是真正對學術有所貢獻的學者，必是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余欣說，無論是學科領域的拓寬、史料的擴展，還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創新，其中的任何一項工作，哪怕走出一小步都很不容易。博物學和寫本學在內涵和延展性上都非常寬廣，他對自己未來研究工作的期望是，將這兩個領域建設成新的學科增長點，更新學術研究范式，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方式有所拓進。

最近，余欣又在重新閱讀張廣達先生撰寫的《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我們要賦予歷史以生命，不能脫離生命體驗談歷史”，他隨手把自己的想法記錄在書隙間。

張廣達曾經用近五萬言來考證“唐代的豹獵”，運用漢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史料，以及唐代皇室墓葬中的壁畫陶俑等，精細考證這一以獵豹來捕獵的唐代貴族娛樂活動怎樣從中亞地區傳入中國。或許有人會問，花這么多力氣來考證一項唐代宮廷娛樂活動到底有多大意義？但在余欣看來，所謂唐代東西文明交流發達、社會風氣開放的時代風貌，正是通過“豹獵”這樣諸多的個案研究，清晰有力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余欣曾經撰寫《附子考》和《蕪菁考》，希望以具體的藥物與蔬菜的考察為切入視角，揭示它們在日常生活、宗教儀軌、社會文化場域所承載的豐富意涵，以及值得珍視的文明間互動演進的痕跡。他想摒棄名物考證的冷硬姿態，潛入人與物的親睦世界，喚醒鮮活的歷史記憶，在“物理”之外，賦予其應有之“靈性”。在他看來，這種對“碎片”本身豐富蘊含的觀照，也正是對歷史研究“碎片化”的規避。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史研究范式所構建的“大印象”之外，歷史研究是否可以嘗試更真切地觸摸、感知時代的氣息和脈動？余欣相信，歷史研究更應當具體而微地切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從不同層面展示今人對歷史的理解與思考，并從中把握一時代之精神與風貌。

歷史學家有責任對人類的生命體驗進行思考——這種思考不完全是理論的、思辨的，它應當是可感覺和可觸摸的，并融入今人的生命感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或許，歷史學家能夠以此探求歷史本身的 “天數世道潛運默移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