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大學畢軍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發展循環經濟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的若干問題研究” （批準號06&ZD026）已于2011年12月結項。

區域資源稟賦、科技發展水平、制度安排和社會文化傳統四個要素影響并最終決定了人類的生產和消費行為，而人類的行為模式造就了相應的經濟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本研究認為，我國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現今人們浪費性的行為模式，并進而促成了目前我國粗放的生產模式和奢侈的消費模式，正是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奢侈的消費模式導致了我國嚴峻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形勢。其次，社會價值觀的塑造是改變生產和消費行為的先導，政策是促成良性社會價值的重塑與再造，并進而調整和約束人們行為模式的最有效途徑之一。人們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可以通過合適的環境政策來引導和約束，而環境政策的制定必須基于不同主體行為機制�；�于上述判斷，本課題在客觀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資源瓶頸和環境約束的基礎上，研究了企業、公眾、政府環境行為的影響要素及其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探討資源環境約束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社會消費模式，進而提出推動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資源利用政策建議。

（1）本研究在系統分析我國糧食、水資源、能源、戰略礦物資源的供需形勢的基礎上，基于對國內銅產業調研和行業專家咨詢，構建了基于物質流分析方法的中國銅代謝分析框架，并運用此框架分析了中國改革開放至今30年間（1970-2010）國家層面銅的全生命周期流動狀況，解析了中國銅產業在產業結構、進出口結構、資源利用格局等方面的演化過程，從銅資源開發利用全生命周期過程角度闡釋了我國銅資源開發利用和銅產業可持續發展中面臨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

（2）本研究認為，企業是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在不同的環境政策對企業的約束下，企業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 而企業的環境行為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其環境表現，進而影響區域環境質量。一般企業在初期只看到短期直接環境成本，如環境治理、排污許可、懲戒費用等，而忽視了中長期環境成本，如信用成本、市場成本、機會成本（環保新產品的市場機會喪失）等。企業行為和環境壓力的相互作用，刺激了新規則和商業行為的出現，促使企業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化戰略。一般來說，企業環境行為是一般干預和特殊干預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企業環境行為首先是滿足政府的要求，表現為企業遵從各種政府法規和政策，通過對企業環境行為程度的調查來評價政府監察、各種處罰、環境管理政策的效果。研究發現，強的管制帶來企業在環境行為方面更好的順從，而企業更好的順從則減少了往后管制的投入。政府管制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既包括政府的檢查、罰款等特定干預，也包括受到政府特定干預的威脅。除了上述政府的經濟體制改革、環保政策等形成的規章制度壓力，企業面臨的環保壓力還有：滿足公眾環保要求的信用壓力，環保產品和工業中間品需求及綠色環境認證、貿易協定等市場壓力，投資者、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對企業資信認知的財政壓力等。

（3）基于促進環境利益博弈和均衡的制度安排考慮，本研究提出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新模式——社區環境圓桌會議制度，基于環境質量供求關系曲線設計了社區環境圓桌會議的理論模型，闡述了環境圓桌會議的政策設計思路：通過和其它環境管理手段協同作用提高環境質量供給水平，通過信息溝通和共識達成引導公眾對環境質量的理性訴求，論述了政府視角下的政治企業家模式和政府職能轉變，企業視角下的企業環境社會責任機制和社會契約，以及公眾參與在環境治理中的主體性和功能性實現等環境圓桌會議作用機制。在介紹社區環境圓桌會議的具體實施辦法的基礎上，對江蘇進行的社區圓桌會議試點工作進行了實景記錄、問卷調查、數據整理和分析，并對水專項實施過程中的兩次社區環境圓桌會議進行了具體案例分析，分析了社區環境圓桌會議的關鍵要素分別為政府官員的第一行動人的角色、公眾中的引領者、企業家中的先行者，提出了社區環境圓桌會議所需的制度框架。在對基于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問卷調查基礎上進行了統計分析，給出了在政策層面加強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法制建設，在組織層次，要完善政府環境信息和公眾參與的監督和保障制度，在操作層次，強化基于網絡和電子政務的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平臺構建等相應的政策建議。

（4）長期以來，政府監管能力不足嚴重影響了我國環境管理政策的實施效果，本研究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理論為框架，分別構建了兩種政策下的企業行為模型。通過將政府監管不足這一條件納入模型，分析這兩種政策框架下企業環境行為對不同政策設計和監管策略的響應機制。理論分析結果表明：排污收費政策中，政府監管不足不會影響企業的減排策略，但是會造成企業更多地違法排放；企業的違法決策由排污收費水平和監管策略確定，并不會因為企業的性質有所差異而不同。而在江蘇省試點的排污交易政策中，政府監管有力的情況下，配額初始價格的存在不能改善市場效率；而在政府監管不足的條件下，合理的配額初始價格設置有助于改善由于違法排放造成的市場失靈。當監管能力越低時，配額初始價格的有效取值范圍越大，制定價格的政策風險越小。合理的初始配額價格，在指導交易市場價格的同時，有效地影響了企業的生產、減排和違法決策。這一發現表明：在監管不足條件下，設置配額初始價格有助于改善由于監管能力不足造成的市場失靈問題。

（5）要實現對原生資源的保護和高效利用，在政策制定方面應重點突出兩個方面，一是加強原生資源保護和適度控制原生資源開采，二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銅社會存量研究表明，中國目前銅社會存量在2043-5463萬噸之間，與目前中國銅資源基礎儲量3070萬噸大致相當，銅社會庫存將逐漸取代自然礦產庫存成為銅資源的重要來源；國內廢銅資源回收重點領域為電力電纜、建筑用銅、交通、民用電器和工業機械。家用耐用品戶均含銅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應各區居民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較好的區縣戶均含銅量高。在未來40年內，城市居民家電報廢所含的銅資源將比農村居民多14.66萬噸。

（6）對于中國經濟來說，經過了改革開放以來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長之后，今天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各種矛盾的凸現增加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在這些矛盾中，環境問題成為了經濟增長面臨的最大難題。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們不可能走停止增長回過頭解決環境問題的發展之路，相反，環境問題只能在增長中得到解決。這意味著，環境和增長之間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促進的。所以，如果將環境問題作為質疑增長的理由顯然不是一種理性選擇。正是因為增長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所以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不是要環境還是要增長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更清潔的增長。據此，本研究提出：1）加大中央對內陸地區的專項扶持力度；2）制定吸引FDI的可持續發展戰略；3）加快我國經濟模式的轉型和產業結構的轉型；4）就污染控制政策而言，首先各級政府應樹立較強的環境保護意識，真正將環境問題作為一項戰略問題，并落實到日常的工作和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

（7）本研究提出了現今“超前消費”主義模式向適度消費模式最終轉型的可行途徑；從中國企業環境責任履行的現實狀況出發，闡釋企業環境責任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通過構建企業環境責任的實證研究，探討企業環境責任構建的動力機制與履行障礙，提出了提升企業環境責任、改善生產行為及其社會效應的根本方向。主要建議包括：1）在國家的戰略導向上，將適度消費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放棄依靠刺激消費來維持和擴大生產的經濟增長方式，制定促進適度消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2）促進消費和環境領域的社會價值觀的徹底轉變，賦予消費行為以倫理和道德的意義，使適度消費成為中國的“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3）嚴格約束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消費行為，使其成為適度消費的表率，而不是過度消費的榜樣。

本研究在多學科理論基礎的指導下，運用環境科學技術、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現實問題，研究過程中來自不同學科的專家和學者相互交流、密切合作，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和研究視角來審視和研究具體問題，展示了多學科交叉和融合的最新成果，在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都產生了積極影響，推動了研究成果在各個層面的廣泛應用。

首先，本課題基于公眾、政府、企業三個層面的深入探索與研究，為研究主體模式如何促進循環經濟的實踐提供了可行思路，不僅為從社會、文化和制度層面破解中國的資源環境約束提供了借鑒，而且為指導政府制定有效的環境政策和建立靈活的市場機制起到積極和迫切的作用。

其次，本課題在方法運用上的實踐與創新為研究資源與產業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借鑒。本研究主要運用物質流分析（Substance Flow Analysis）方法分析了中國銅資源全生命周期代謝，為制定銅產業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運用該方法深入研究了江蘇省1990-2005年間的物質投入-產出情況，為江蘇省探求發展循環經濟路徑提供了數據支撐。將物質流分析方法運用于資源、廢棄物和環境管理領域，不僅使其成為了方法學上的有利決策支持工具，也為區域循環經濟的評價與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課題不僅注重理論研究，更注重從中國差異化的經濟、社會、環境發展現狀出發，針對不同地區發展循環經濟中碰到的具體問題開展針對性研究，從實證的角度系統剖析一系列典型案例，確保了宏觀戰略的底層支撐。首先，從不同地區現實條件的差異分析入手，提出各地區差異化的循環經濟發展路徑與模式；其次，選取典型城市/區域展開實證研究，構建了典型區域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此外，課題組積極向各級政府部門諫言獻策，多項成果相繼為科技部、江蘇省環境保護廳、南京市人民政府等采納，大大強化了相關研究成果的普及與應用。（課題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