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楊潔勉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體系改組與規范重建——中國參與解決全球性問題對策研究”（批準號08&ZD054）已于2011年12月結項。

本課題“體系改組與規范重建：中國參與解決全球性問題對策研究”（08ZD054）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在國家重要期刊上公開發表8篇學術論文，其中一篇被《新華文摘》轉載，兩篇被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國際政治》轉載；（2）兩篇“成果要報稿”被全國社科規劃辦錄用；（3）向中央和有關部門提交內部報告6篇，分別得到中央外事辦公室和外交部的感謝函；（4）專著基本完成，正準備出版。現申請免于鑒定，主要就內部報告向全國哲社規劃辦進行匯報。

一、本項目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當前，國際體系正在加速轉型，全球性問題的挑戰日益嚴峻。國際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集中爆發、恐怖主義繼續蔓延、全球氣候變化挑戰仍在繼續、傳統安全局勢依然不容樂觀、其他新生全球性問題也不斷發展。形勢發展已經迫切需要中國能夠為國際體系的轉型、國際機制、規范和規則的重建等做出更大的貢獻，尤其應當做出更大努力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的挑戰。

本項目以國際體系當前面臨的重大轉型及相關國際機制、規范和規則的迫切重建需要作為切入點，討論中國在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中如何發揮建設性甚至引領性作用，尤其是在有關全球性問題解決的機制、規范和規則的創制方面的作用。這對中國和國際社會來說都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重要一員正在迅速崛起。這一崛起過程與國際體系的轉型和規范的重建過程是重疊的。這是一個互動過程，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方面，對于中國如何在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規范重建、尤其是有關全球性問題解決的機制、規范、規則乃至價值觀的重建中發揮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作用的研究仍相對不足，對未來的發展趨勢的研究也相對不足。另一方面，中國參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是中國作為負責任新興大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最佳機會，借此機會中國可為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規范重建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將中國日益上升的實力轉化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規范重建過程中提升的影響力和決策力。

本項目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對國際體系及全球性問題的話語壟斷，向國際社會提供富有前瞻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的公共產品，從而為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建設和諧世界服務。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重要觀點、對策建議

中國參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首先需要研究和認清當前國際體系變革的基本特征。當前新興力量的快速上升，造成美國、歐盟、日本等傳統大國或大國群體的相對衰弱。世界格局中各大戰略力量的基本走勢及其力量對比的重大轉變，必將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的嬗變。目前，這種重大力量對比的變化尚處于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還沒有出現拐點，但已經朝著有利于新興力量的方向加速發展，并展現新的特點：首先，國際力量重組史無前例地沖擊著西方國家對國際體系的主導權。其次，這一體系結構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作為上述革命性變革的象征，它們的權重、重要性和作用凸現出來，雙方之間的實力差距會持續縮小，雙方關系提升到全球層面，日趨具有平等性和合作性，兼具戰略上的挑戰性。第三，由于世界經濟力量和財富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東移，區域綜合實力的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世界權力中心開始從歐洲——大西洋地區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第四，與歷史上不同，這次國際體系變革不再是大國的專利，中小國家和地區組織在體系變革中積極發揮獨特作用。未來國際力量對比的發展變化，主要還是建立在硬實力基礎之上，但是，軟實力的對比和分布日趨重要，成為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演進的重要驅動力。

在新興大國崛起推動國際體系加速轉型的進程中，國際力量的重組愈加明顯。國際力量重組導致了得勢、守勢、失勢和弱勢這一“四勢群體”的形成。“得勢群體”主要是指新興大國以及富有進取性的國際性和地區性組織；“守勢群體”既包括美國這樣的國家行為體，也有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失勢群體”是指歐盟、日本、俄羅斯以及獨聯體等國家和國家組織；“弱勢群體”主要包括處境困難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發展中的地區性組織，它們在當前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改革中進一步被邊緣化，處于弱勢地位。“四勢群體”的形成是全球金融危機推動國際體系重組的結果，反映了新興大國群體加快崛起的客觀現實。“四勢群體”正在從各自和共同的立場出發應對全球性問題，這一過程極大地豐富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性內涵，賦予了地區合作和次區域合作建構國際體系的歷史使命。

國際力量的重組促使大國關系發展新變化，產生新特點。當前和在可預見的將來，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仍將延續危機時期以合作為主、競爭為次的總態勢，但出現了“三個轉移”：大國關系從危機時期強調國際合作向服從國內問題轉移；大國關系的主要議程從危機時期西方暫處下風的金融安全向西方更為強勢的議題（如核不擴散、核安全、氣候變化和北極航道等）轉移；大國關系從危機時期權宜應變向強化各自戰略依托的國家和地區轉移。大國雖然認識到改革國際體系和建立相互關系機制的重要性，但尚難形成共識和做出決斷。有關大國決策者從現實政治考慮，傾向于議題驅動型和目標導向型的權宜結合而不是全面的機制性合作。大國關系從危機時期在金融和經濟議題上的討論活躍期進入協商疲勞期。

當前，全球性問題呈現出諸如日益泛化、政治化、尖銳化、復雜化和聚焦化等新特點，日益對我形成嚴峻的挑戰。以氣候變化為例，哥本哈根大會之后，氣候變化談判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變化之一是隨著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程度和差距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談判陣營的立場差異和分歧逐漸擴大；變化之二是發達國家陣營在氣候變化中長期減排方面立場的固有差異仍未解決，對國際合作模式的認識差異增多。變化之三是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核心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受到質疑和挑戰，以大國協調為特征的合作機制模式在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大國之間不斷發展。變化之四是參與談判的各國力量和影響力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發達國家影響力有所削弱。變化之五是歐美力圖將雙軌談判合并為一軌談判的意圖日益明顯，采取將矛頭對準新興的發展中大國的“抓大放小”政策思路日益清晰，從而對中國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

當前全球治理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在權力轉移與相互依存的國際體系之下，各國通過全球治理來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愿望愈加迫切，特別是安全與民生領域的全球治理已日益突出。新興大國的參與改變了全球治理的傳統面貌，但仍需擴大參與空間。安全治理已不再是傳統政府間的談判問題，已經成為綜合包容的大多邊體系。大國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是對全球治理施加影響的重要途徑，包括在建章立制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全球治理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更加密切，國際移民、國際勞工等問題的全球治理與保障人權相聯系。

對策建議：

1、在中國外交布局中，大國是關鍵，因此要妥善處理大國關系。以議題引領大國的良性互動。中國在議題設置中要堅持以我為主，盡可能地突出其服務于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功能。中國要在國際金融體系和非傳統安全機制建設中，加強同歐洲、日本、新興大國、中等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協商，相對降低美國的議程設置權和議題主導權。中國和其他大國共同圍繞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議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要有針對性地做好各類和各個大國的工作。重視歐盟在當今世界事務中的作用，要防止美國新保守主義及其變種卷土重來，在印度要多做媒體和精英的工作。

2、加強與新興大國的合作，以推動實現“體系改組與規范重建”。加強與新興大國的合作是中國強國之路的戰略新依托。中國走向世界強國的道路上還需要將新興大國群體作為自身發展的戰略依托，從而爭取在世界事務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繼續加強新興大國的機制性合作，在國際體系改革中照顧其他新興大國的權益，新興大國之間的合作應該“求大同”，而不是“辨小異”。

3、借助G20改善中國的總體外部環境。一是從體系轉型的高度維護和拓展中國的利益。二是著力在現有國際體系內改革，在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中化解壓力。三是借助外部動力“倒逼”國內的“轉方式”和“調結構”，為我進一步發展夯實基礎。建議中央及有關部門統籌制訂我G20戰略，明確目標，增進共識，乘勢而上，分步推進，為中國最終成為全球強國創造條件。

4、高度重視全球治理發展的新趨勢，進一步發揮中國的作用。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新興大國應當適應全球治理的新變化，更加有為地全方位參與全球治理，從而增強我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提升我在國際社會中的正面形象。在繼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治理之外，增加力度參與民主、安全（傳統與非傳統）等方面的全球治理，適應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的新發展。中國應推動國際社會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聚焦在經濟治理和非傳統安全等重點領域；應多管齊下，防止成為全球性問題的矛盾焦點；應將本國利益和人類利益結合起來，提高主動應對全球性問題的綜合能力；應努力構建多元多層的全球治理模式，健全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升我國際形象和話語權。

5、從國內國際兩方面加強安全治理。應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來消除滋生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個人主義的蔓延、生活商品化、網絡等新媒體對輿論日益加重的影響、民意訴求多元分散化、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等諸多全球性社會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作為一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把國內的事做好，創造出一個和諧的社會，不僅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對許多國家都會產生示范效應，對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也是一大貢獻。在國際方面，中國要充實和細化“和諧世界“理念的內涵，提升理論高度，改善傳播手段，加強政策配套，使之成為國際認同的公共產品。中國將繼續在聯合國框架內積極推動國際反恐合作，同時更要強調全球努力，從根子上防止極端主義思潮和運動的產生和蔓延。未來要積極參與到全球化的各項國際管理機制中，使全球化發展進程更加有序，利益分配更趨均衡。

6、加強我智庫的參與，提升我在全球治理中的思想引領作用。全球治理的新發展既需要提高我們思想上的認識，也需要新思想的引領。應加強中國智庫同參與全球治理程度較深的國外智庫之間的機制性聯系。選派中國著名智庫的資深專家學者，參與在全球治理領域有影響的國際政府間組織的管理，乃至擔任這些組織的重要職務。

三、社會影響和效益

本課題組提交的內部報告為中央和有關部門的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得到了上級部門的充分肯定。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函指出：“上述研究成果緊緊圍繞我對外工作中的重大和突出問題，在全面深入分析形勢的基礎上，對如何順應世界格局變動、推動國際體系轉型、發展與新興大國關系提出了有參考價值的看法和建議，具有較強的前瞻性、創造性和針對性，為相關政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智力支持，發揮了服務國家總體外交的作用”。外交部也發來感謝函，肯定本課題組的內部報告“對當前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規范重建進行了深入分析，觀點新穎，思想前瞻，為我外交工作提出了大量有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課題組發表的學術論文也獲得了很好的社會影響。課題負責人楊潔勉發表的論文《論“四勢群體”和國際力量重組的時代特點》（《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3期），被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國際政治》2010年第6期全文轉載。作者敏銳地觀察到國際力量分化組合的新態勢，并把它歸結為得勢、守勢、失勢和弱勢“四勢群體”，這種提法在學術上屬于首創。課題組成員俞正樑教授發表的論文《論當前國際體系變革的基本特征》，被《新華文摘》2011年第7期全文轉載，對于提高社會各界對當前國際體系變革基本特征的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