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代英（1895—1931），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和政治活動家、理論家、著名的青年運動領袖。1920年創辦利群書社，后又創辦共存社，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創辦并主編《中國青年》，“培養和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對他的研究是學界多年關注的熱點。李良明教授傾數年之力推出的《惲代英思想研究》一書，是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準號05BDJ015）優秀結項成果，也是一部研究惲代英的力作。

　　該書在全面梳理惲代英300余萬字遺著以及國內外惲代英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惲代英的家庭、所處的時代、所受的教育以及社會實踐四個方面分析了惲代英思想產生和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其主要特點，對惲代英生平事跡與思想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客觀評介，并對其在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領域的理論貢獻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論述。

　　通讀該書，我認為惲代英的思想理論具有四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全面性。惲代英的思想理論不是局限于某一個領域，而是涵蓋了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非常全面，而且在很多領域中，都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這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中是不多見的。比如在軍事工作的思想理論中，他較早意識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在黨軍中間，黨高于一切”，并強調指出：“所謂黨高于一切，是說軍隊不能違背黨的主義”；雖然他這里所說的“黨”是指改組后的國民黨，“主義”是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但這種重視軍隊政治領導和思想工作的認識還是很具啟發性。他還提出，要在黃埔軍校學員區隊中“每隊加設一指導員，選擇政治觀念好的人來擔任”，責任是“代替政治部做工作”，“他的地位和區隊長差不多，于必要時可代替區隊長”。他的以上思想，都為后來中國共產黨“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等軍隊政治工作原則的形成提供了借鑒。

　　第二，深刻性。惲代英的思想理論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是他立論的邏輯起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是他立論的主要方法。其中，“利社會、利國家、利天下”是他思想的起點。他認為：“欲立人者，不可不先己立，欲改造社會，必先改造自身。”這說明，他的思想理論根植于中國博大豐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他的思想不僅有血有肉，極具有思想啟迪性，而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中不斷得到升華和體現。

　　第三，前瞻性。惲代英的思想理論高屋建瓴，既有氣勢，又具有很強的前瞻性。例如1922年9月，他便提出了“紙老虎”和“真老虎”的概念，從而指出了一切反動派都具有兩重性的真面目。1923年在討論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政策方針時，他不僅論述了與國民黨合作的必要性，而且提出在合作時要注意“為無產階級專政樹立確實根基如俄國前例”。1924年，他更是明確指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后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并對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學構想，特別強調在產業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開發富源”，“利用外資”，像這樣閃光的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還有很多，足見他一直站在理論發展的前沿。

　　第四，戰斗性。惲代英的思想理論具有極強的革命性和戰斗性。比如在五四運動期間反對湖北督軍王占元的斗爭中，他認為革命應該喚起民眾、發動民眾、引領民眾，他指出：“惟愿吾國國民能善用此民氣，以一掃政治界中之妖氣耳。”又如他在對國家主義派的批判、對國民黨新老右派和國民黨改組派的批判的相關論著中，字字如珠璣，落地有聲；篇篇如投槍，如利劍，直刺敵人的胸膛，不但具有極強的感染力、說服力，還極具號召力、戰斗力。

　　惲代英短暫的一生能夠取得如此豐碩的理論成果，主要源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不斷探索。“創業總是艱難的，敢于創業的人，便不應計較艱難。世上沒有一帆風順的革命。”他自從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從未動搖過，一直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指導自己的實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共山東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