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英美戰爭與美國產業崛起

1783年美國政治獨立后，并未實現經濟獨立，而是通過兩次戰爭（1807—1809年杰斐遜禁運與1812—1815年英美戰爭）才贏得經濟上的獨立。如何看待這兩次英美戰爭，成為美國崛起的經濟史研究中，新古典學派與演化經濟學派爭論的分水嶺。分歧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究竟是以生產為核心，還是以交易為核心。美國當年并沒有遵循斯密與薩伊提倡的“自由貿易”教義，而是“做英國人之所做，不做英國人之所說”（指英國起步時也是遵循保護主義）。這對我們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兩次英美戰爭具有轉折性意義

主流經濟學家對這兩次戰爭持批評態度，他們運用戰前與戰后貿易的“無雙的繁榮期”來論證自由貿易的好處。戈爾丁和劉易斯認為，美國在拿破侖戰爭中采取中立態度的時期（1793—1807），在美國崛起中具有“傳奇般的重要性”，繁榮來自航運業收入，還有出口價格上升和貿易條件的改善。道格拉斯·諾斯認為，1807年前及1812—1815年英美戰爭后，美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導致 “無雙的繁榮期”——人們安居樂業，并持續了許多年，為今后的經濟增長奠定良好的基礎，該特點被“無數文獻描述”肯定。諾斯同時指出，“杰斐遜禁運”確實在促進美國制造業方面產生了一些作用，但是這一發展路徑并不適合當時美國的比較優勢，只是人為地促進在戰后競爭中很快衰敗的工業化，實質上似乎并沒有推進美國經濟發展。

從貿易數據來看，兩次戰爭使得航運收入和出口猛烈下降，可以說美國的對外貿易在這一階段完全垮下來了。甚至可以想象，兩次戰爭時期比美國 “危機時期”（1781—1789）更加糟糕，因為戰爭是阻礙貿易最極端的形式。但是兩次戰爭與“危機時期”不同的是，兩次戰爭如同獨立戰爭一樣，是美國主動的選擇。以這些年的貿易數據為標準，貿易條件確實變得不利于美國，但是從生產主義角度來看，兩次英美戰爭對美國崛起具有轉折性意義。

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

兩次戰爭對美國的制造業起了意想不到的促進作用，是美國發展戰略的轉折點。戰爭和貿易禁令是兩種最為極端的封鎖，意味著美國與英國貿易的中斷。結果，美國人的消費品必須由美國人自己來生產。為此，美國開始運用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大量商業資本轉向了產業資本，工業開始成長。1808—1819年，美國注冊公司的總量迅速增加。公司化的速度在1812—1815年戰爭中加速，并在1815年達到最高的128家，其中105家是紡織公司。因此“貿易禁令取得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渴望而杰斐遜所害怕的東西：工業化的萌芽”。這就為美國成為產業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1815年，曾經對英國來說名不見經傳的美國棉紡織業初具規模。這一點也引起馬克思的注意。恩格爾曼也指出，“美國制造業的重大突破是1812年在洛厄爾（Lowel）建立起來的第一批紡織企業的發展”。這兩個事件可以說是主動地“中斷”貿易，不亞于壯士斷腕。兩次英美戰爭對美國貌似災禍，實則是福音，這一路線符合李斯特所指的“產生財富的原因，遠比財富本身更為重要”的思想，犧牲了當前的交換價值，生產能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保證了遠期的利益�？梢哉f，美國早期建國方略的斗爭，事實上以漢密爾頓的“工業立國”戰勝杰斐遜的“農業立國”而告結束。

“壞的貿易”向“好的貿易”轉化

1789年以后，英法交惡，美國中立。美國通過與英國的貿易，“自由地發展”自己的經濟力量，美國的對外貿易劇增。然而從貿易結構看，自由貿易使美國向英國出口原材料并從英國進口制成品。直至獨立后，美國進出口結構仍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是在“非對稱”結構下典型的“壞的貿易”。改變出現在1815年以后，美國進口制成品在進出口總額中不斷下降，而出口的制成品在進出口總額中不斷上升，即名副其實的 “好的貿易”。美國貿易結構的變化反映了產業結構的變化——工業化的出現。如果沒有兩次英美戰爭，這樣有利的產業結構是不可能出現的。

走向經濟獨立

在1781—1789年 “危機時期”和“1812—1815年英美戰爭”結束后的短暫時期內，美國實行自由貿易，英國商品再次潮水般涌來，使美國制造業瀕臨破產的邊沿。根本原因就是經濟主權沒有掌握在美國人自己手中，即1783年美國只是擺脫了英國政治統治，經濟上并未立即把美國從英國重商主義限制中解放出來。相反，美國只不過從大英帝國體系中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轉變為由幾個重商主義大國把持世界的局外人。美國原材料的大門向世界敞開著，無法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長此以往，美國就真的會淪為斯密與李斯特所預言的農業國了。

美國深刻地認識到，經濟未獨立或表面繁榮所無法掩蓋的以下事實：產業體系無法建立；農業比較優勢無法持續發展；涸澤而漁式的農業造成生態危機；國家會出現危機。我們不能低估兩次英美戰爭對于美國近代化起步的影響：排除了最大外患，有了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建設的外部環境，振奮了民族精神，為美國近代化提供了極好的思想基礎以及和平建設的環境。

（本文獲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經濟史研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借鑒與啟示”（12BJL013）和2011年江西省社科基金項目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領先市場研究”（11YJ37）資助）（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財政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