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存活”，主要是指古代文論的一些傳統話語并沒有消亡，而是被“隱性傳承”了下來，“存活”在現當代文論和批評的話語之中。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不過在目前的文學理論研究中，人們對于這一事實有所忽視，從而導致了學術研究上的一個盲區。為此，需要我們發掘出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存活”的文藝學現象。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始終伴隨著“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諸如五四時期的“打倒”傳統、“文革”時期的“批判”傳統等。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以“疏遠”傳統和“擱置”傳統的方式進行的。這就造成了中國現代文論是利用外來文論資源建構起來的錯覺。在現代話語中，以“傳統”鮮明表征的中國傳統文論話語雖然被邊緣化，但并未消亡。目前大約有134個傳統文論話語還存活在現代文論與批評之中，其中常用文論話語有56個。這些話語主要圍繞“詩”、“文”等正統文學展開，是真正屬于“詩文評”的理論話語。這與我國傳統文論的基本狀況十分吻合。具體情況如下：

存活于漢字文獻之中。近百年來，我國雖然經歷了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從繁體漢字到簡體漢字的變通和轉型，但是漢語和漢字的本質沒有變。這就為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存活”提供了根本的條件和保障。事實也的確如此，一些傳統話語文論存活于漢字文獻中即是明證。

存活于高等教育之中。這主要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國古代詩學”、“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與批評”、“中國古代戲劇理論與批評”等一系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專業課程教學中。通過教學，中國傳統文論話語深入人心，獲得了傳承和再生的機會。

存活于學術研究之中。20世紀關于中國傳統文論的研究，出現過三個高潮，即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隨著高校教學的需要，出現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熱潮，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方孝岳、傅庚生等都有著作出版；60年代，為了擺脫蘇聯影響，統一編寫文科教材，這個時期先后出版了《中國歷代文論選》（四卷本）和《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叢書》等，帶動了古代文論研究；80年代以來，古代文論研究達到了高潮，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汗牛充棟，難以精確統計。這些研究不僅將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傳承了下來，而且將其直接帶進了現代文論和批評之中。

存活于外國文論的翻譯之中。在用漢語翻譯外國文論話語時，實際上是將外國文論話語轉換成漢語文論話語。翻譯的過程就是中（漢語）外文論的對話過程。大致說來，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運用中國傳統文論中已有的話語翻譯外國文論話語，諸如“詩”（poem）、“散文”（prose）、“小說”（novel）、“形象”（image）、“意象”（imagery）等。二是雖然在中國傳統文論中找不到“對等”的話語，但運用其他中國古典文獻話語來翻譯外國文論話語，諸如“文學”（literature）、“風格”（style）、“想象”（imagination）、“典型”（typical case）等。這些古代話語雖然不是文學話語，但是通過翻譯（意譯）外國文論話語存活下來，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的常用話語。三是根據漢語構詞法則，運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組合成一個新詞，用來翻譯（意譯）外國文論話語，諸如“純文學”（belles lettres）、“靈感”（inspiration）、“現實主義”（realism）、“浪漫主義”（romanticism）、“意識形態”（ideology）等。這些外國文論話語已經“中國化”了，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的主要話語。

存活于古今轉換之中。中國歷代文論家既重視對傳統文論話語的繼承，又勇于創新和發展。所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才能夠穿越數千年的茫茫歷史煙云而存活至今。諸如“詩”、“文”、“情”、“景”、“言志”、“傳神”、“意境”、“神韻”、“境界”、“比興”、“豪放”、“婉約”等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就是從古代一直傳承下來的，至今還存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中。

存活于當代學者的運用之中。中國傳統文論話語之所以是“話語”，就是因為它們在現當代文學對話中沒有退場，仍然發揮著比較重要的作用。如籃華增運用“意象”、“意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等意境系列話語，評論云南當代藏族詩人饒階巴桑的詩歌作品。又如港臺學者黃維梁用《文心雕龍》的“六觀”話語，評析臺灣當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骨灰》等。因此，判斷一個傳統文論話語有無生命力，關鍵要看今人是否還在使用它。如果使用，它就能夠存活，它的生命就能夠得以延續。

總之，中國傳統文論話語采取“隱性傳承”的方式存活了下來。從表面看，“傳統”好像不復存在，其實，從深層來看，“傳統”并沒有遠去，就在我們身旁。因此，在中國現代文論話語中，還延續和傳承著傳統文論話語的文脈。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存活在現代文論中的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研究”負責人、揚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