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2012年，中國GDP總量達51.9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總量的10%左右。當然，這并非中國夢的全部意義，更重要的是，在一種“世界歷史”視野中，中國夢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新機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貢獻了近1/4的全球經濟增長量，為全球經濟復蘇作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

為什么說中國夢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新機遇呢？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中國夢引領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增強了維護世界正義與和平的力量。

眾所周知，西方現代性擴張的道義過失帶來的悖論是：一方面，現代性擴張的確推動了整個世界由落后的農業文明甚至游牧文明向先進的工業文明轉變；另一方面，它卻造成了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結構性存在，這種結構性存在播種了罪惡與仇恨——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必然遭到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沖突與戰爭阻礙了世界的和平發展。

啟蒙主義哲學家康德在1793年寫道：“人性表現得最不值得受尊敬的地方，莫過于在整個民族彼此之間的關系這方面了。任何時刻都沒有一個國家在自己的獨立或自己的財產方面，是有安全保障的。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說侵犯對方的意志，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用于防務的軍備——那往往使得和平甚至于比戰爭還更加壓迫人，更能摧殘內部的福祉。”康德不無悲觀地表示，“對于這些并不可能有什么別的辦法”。對于康德的悲觀，恩格斯的回答是：“要保障國際和平，首先就必須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個民族都必須獲得獨立，在自己的家里當家做主。這樣，隨著商業、農業和工業的發展……民族意識也就到處發揚，被分割、被壓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統一和獨立。”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最無侵略性、擴張性的國家，馬克思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便是對這一事實的確認。當中國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中華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時，這個世界就無法侈談正義，也無法確保和平發展。回想20世紀初在中國大地上爆發的日俄戰爭，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戰爭，何其荒唐！這背后的根源，便在于彼時的中華民族備受外敵宰割，未能實現獨立自主。

第二，中國夢勾畫的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復興之夢，必然給世界帶來和平發展的機遇。

美國學者T·哈定等在所著的《文化與進化》一書中說，在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過程中，“許多民族獨立運動獲得了成功，但他們的成功是依賴于那些國家實際上已經引用了他們一直試圖抵制的那些社會的意識形態、政治形式乃至一些工業技術。正是在面對強權控制而保衛其政治領地完整的過程里，他們的文化被改造了，更加接近了占優勢的文化類型”。這里的意思是，被西方“喚醒”的民族在開始自己的現代化時，很可能會吸收西方的擴張主義意識形態，對西方以牙還牙。這也是所謂“文明的沖突”之理論來源。

但是，T·哈定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對該民族精神品格的決定性影響。尤其是就中華民族來說，中國人一貫重視提升內心品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比較中西文化時說，“西方人重權利，中國人重道義……重在己之道義與責任”。“重在己之道義與責任”意味著高度的自律，必定導致和平的對外交往。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并非會沿著以牙還牙的邏輯去展開。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本土的傳統思想都是崇尚和平與和諧的：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寬厚處世作為理想人格，以此創造和諧的人際環境；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更是強調人與人的自然和諧狀態，反對利益沖突對人性的遮蔽，主張“無欲”“無為”“無爭”，追求社會的安定與太平。

與此相應，中國人在處理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主流思想是主張“協和”而非“征服”。《尚書·堯典》中就說，堯對九州的政策是采用“親”，對萬邦的政策采用“協和”，《周易·乾卦》中提出，“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主張萬邦團結，和睦共處。因此，習近平在2013年3月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指出，“中國人自古就主張和而不同。我們希望，國與國之間、不同文明之間能夠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各國人民都能夠共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成果，各國人民的意愿都能夠得到尊重，各國能夠齊心協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習近平的這一闡述，呼應了毛澤東1956年所說的“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以“和而不同”的中國夢為世界開辟和平發展的前景，這便是中國對于人類的貢獻。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構建中國主流價值文化研究”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