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南方游擊區部分負責人合影于南昌新四軍軍部。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離開蘇區，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項英任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事分會主席、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一起，領導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他們堅持了三年游擊戰，保持了南方游擊區的革命支點和革命的骨干力量。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中對此作出高度評價：“他們的長期艱苦奮斗精神與堅持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范。”

　　項英、陳毅等能夠堅持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關鍵是由于他們緊密聯系人民群眾，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群眾工作。項英說：“我們深知沒有群眾的擁護和參加，就不能進行堅持的游擊戰爭，群眾是我們游擊戰爭的基礎，只有鞏固和加強這一基礎，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能與敵人繼續斗爭。因此，我們把群眾工作看成為我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進行這一工作。”（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解放》第一卷第27期，1937年）陳毅也強調：“游擊戰爭有了人民的基礎，賦予堅強的政治領導，他之不可消滅性，也從事實上證明了！”（陳毅：《論游擊戰爭》，《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

　　項英、陳毅依靠群眾工作、堅持游擊戰爭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經驗有以下幾點：

　　依靠和發動地方黨組織開展群眾工作。對于這一點，游擊隊指戰員并不是一開始就明確了的。有的同志認為，堅持游擊戰爭，主要靠發展和加強紅軍游擊隊的工作，對地方工作不太重視。對此，項英、陳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項英明確指出，放棄地方工作去加強游擊隊“是極不對的”，“放棄地方工作，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陳毅編寫的游擊戰爭歌訣中，更是把“團結群眾，配合行動”放在首要位置。游擊戰爭中，紅軍不可能大部隊行動，不便長期地直接做群眾工作；由于敵人的進攻，游擊隊只能在行動中宣傳黨的主張和擴大紅軍的影響，用打土豪消滅反動派來發動群眾，爭取群眾的支持和同情，大量具體的群眾工作，必須依靠地方黨組織。

　　把人民群眾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項英強調，我們群眾運動的主要方針，“是建立在為爭取和擁護群眾利益的基礎上來開展群眾運動，把群眾的利益當我們自己的利益一樣，一方面堅決反對離開群眾切身利益的單純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反對任何妨礙群眾利益以及不顧群眾利益的行動。”陳毅明確要求游擊隊，“經常去老百姓家里，幾里外的村莊也要去，和老百姓談談”，“吸收和總結經驗”，“不能光躲在山洞里不管事情”（陳毅：《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9頁）。他特別強調：“我們唯一的依靠就是廣大的人民，我們就是這個母親的兒子，我們鐵的紀律，就是來源如此。”（陳昊蘇：《父親教我為人民》，轉引自《領導中國——120人講述90年的故事》，學習出版社2011年版）在項英、陳毅的領導下，在游擊區，紅軍游擊隊和人民群眾一起打土豪，將沒收的財物分給群眾；在赤白交界區，組織人民群眾抗租、抗糧、抗稅、抗丁，保護群眾的利益。他們幫助老百姓修建被敵人燒毀的房屋，想方設法援救被抓群眾，并發動群眾互助互濟。群眾從切身利益感到，紅軍游擊隊是“處處關切他們，一切行動都是為了他們的利益”，知道紅軍游擊隊的勝利和失敗，“就是他們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紅軍游擊隊堅持斗爭，“就是對于他們利益最有力的保證”。這正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能夠得以堅持的根本原因。

　　嚴格執行黨的政策。項英、陳毅等十分注意黨的政策，打土豪時，嚴格將土豪和富農、中農以及商人區別開來，防止引起群眾思想混亂，將富農、中農、商人推到敵人一邊，從而脫離群眾，孤立自己。項英指出，對于打土豪，必須絕對執行黨的政策，“在長期游擊區周圍，很多真正土豪，不是打了就是逃到城里住，這樣使打土豪籌款不得不打富農以至打到中農商人身上，如繼續下去是非常危險的。我們首先反對這樣打土豪，寧可自己受困難，另由其他方面去打土豪，嚴厲禁止這樣破壞我們的政策，對于富農捐款也禁止，在我們游擊區，得到富農的中立，對于我們反對敵人的進剿是有幫助的，不致使富農堅持反動幫助敵人來進攻我們”。同時對待落后群眾，必須通過思想工作來努力爭取。“把落后分子當成反革命分子一樣看待，必然遭到打擊和失敗，敵人正希望我們這樣做”（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陳毅提出，除了做好群眾工作以外，還要按照黨的政策做好保甲長的工作，在游擊區或赤白交界地區建立兩面政權。正因為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及時糾正 “左”的錯誤，使人民群眾和紅軍游擊隊始終保持密切良好的關系。

　　加強群眾對敵斗爭教育。項英、陳毅認為，人民群眾有很高的革命熱情，但缺乏組織和斗爭經驗，只有加強對敵斗爭教育，才能幫助群眾積累斗爭經驗，使群眾組織發展鞏固起來。要向群眾揭露敵人的陰謀手段，向他們傳授斗爭經驗。例如，怎樣偵察敵情，如何做標記表示有無敵人，如何傳達消息，如何安置游擊隊傷員等。群眾識別了真偽，懂得了對敵斗爭的方法，就能在實際斗爭中切實地幫助紅軍游擊隊。值得一提的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陳毅和項英幾次脫險，都是由于得到了群眾的幫助。

　　由于紅軍游擊隊堅決依靠人民群眾，深入做群眾工作，所以深得人民群眾的敬仰和支持。不管敵人怎樣實行經濟封鎖，也割不斷人民群眾和紅軍游擊隊的血肉聯系。1935年冬，敵人封山封坑，移民并村。群眾便利用初一、十五開禁日上山打柴的機會，將糧食、油鹽、報紙、紙煙等帶進山。后來敵人發覺了，對上山的群眾嚴加搜查。大家又想出新的辦法，將挑柴的竹子打通，裝上米、鹽等丟在山上，重砍一根竹子挑柴下山。項英曾動情地說：“要不是有人民的支援，我們早就餓死了。”（斯諾：《新四軍的成立》，《斯諾在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陳毅在《贛南游擊詞》中也感慨地寫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斗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遺著的收集、整理與研究”〔11&ZD07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