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緣何紀念馬一浮？

當我們打開改革開放的大門，向世界敞開了胸懷；當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并入了世界發展的軌道，我們與世界的對話就再也不會停息。在這樣的交流與對話中，引發對我們反思自身的問題有很多，從中華文化之根的發揚與發展所引發的思考，就是今天我們研讀馬一浮學說的價值所在。

是為“啟爾求真”

馬一浮思想的主旨，當屬“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之論。詩、書、禮、易、樂、春秋（六藝），是我國學術最早的源頭，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形態。所以，馬先生之認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即在表明中國人立國、做人的精神本源就在六經；而如果國學被定義為六經，就可以進入現代教育——馬氏欲建構的興于《詩》終于《易》的“成德之教”。兩千年前孔子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馬先生則幾以易經來通六藝之教。他不棄象數而說義理，終又全部收歸到理氣、收到心、收到生命之學。只有這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智慧，才能讓人“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既“敬以直內”，又“義以方外”，以開啟人類認知之“真”、思想之“真”和行動之“真”。

的確，馬一浮先生一生追索的就是真、善、美的終極價值，他讓我們體會到一種極高的知性、自信和覺悟。從根本上講，我們不能只滿足于做一名“經濟人”，我們更要成為能追求意義的“文化人”。這個社會需要大批有科學智慧（智商）也有倫理智慧（情商）、能生產工具價值也能產生精神價值的知識分子。同西方求外在真理的認識傳統比較之，馬一浮全力“反窮內心”，以達成“內在的超越”。在求索真理的過程中，這樣的智慧不僅需要與科學相交融，而且能體現更為深刻的科學、求是、“啟真”精神。

是為“思睿觀通”

馬一浮以“六藝之學”為核心的學術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方法論：那就是“思睿觀通”，即融通體系，闡發新知。20世紀以來，我們所借鑒的發展模式大多是英美模式，內容多為經濟主義、線性思維，而這遠遠不夠。從儒學的視角看我國的發展，馬一浮的理解是，應該基于更復雜的思想體系和更全面的整合思維，這樣我們才可以接受各種不同文明不同習俗的挑戰。

馬先生學問有兩大支柱，一是儒學，一是佛學。儒佛兼冶、儒佛并重、儒佛會通，是馬一浮學術思想之重要特點。在馬先生看來，儒佛之立名立教是不得已之事，人的自性原本充足，只是由于習氣熏染、間雜纏縛，因此往圣大德著書立說，無非是讓眾生能夠“識取自性”，從習氣中解放出來。常人心性容易有間雜，容易有習氣。要成為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一個“純粹”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就要刊落習氣，去掉間雜，進而實現人的自性的莊嚴。這一思考顯然已直抵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當下的許多人所缺的就是這種自性的莊嚴，就是敬、誠、信的價值力量。

是為“樹我邦國”

馬一浮不僅是“千年國粹，一代儒宗”；更難得的是，馬先生真正躬行踐履。有人認為他抱殘守缺，已經過時了，說他只有過去，沒有現在，更沒有未來；有人認為其“六藝該攝一切學術”的判斷聽起來太武斷。但其實這里有非常深刻、內在和現實的東西。我們這一代人要努力實現文化上有發展、思想上有創造的文化復興事業，不應只拿GDP來表現國家形象，不應再把知識和智慧混沌不分，不應只見數據不見思想，沒有價值、理想、信仰的決斷是危險的。

同自然科學的“剛強”相比，國學在世人眼中略顯“纖柔”。然而，國學的這種“纖柔”并非世人平常認知中的軟弱，國學的“纖柔”中內化的是中華文明對于世界的“剛毅”之理，這“剛毅”在馬一浮看來，是“六經”的核心價值，可概括為“六德”，即仁、智、圣、義、中、和。這是對中國文化核心價值作的總結和提升。這也正是六藝之學所要傳與眾人的真正精髓。

我們學國學，學馬先生的學問，就要著眼于現實的現代化社會建設任務，就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性上去進行提升，將中華傳統思想的精粹注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從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上助力中國夢的實現。

是為“天下來同”

馬一浮在《泰和宜山會語》中有言，“今日欲弘六藝之道，并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的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種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類，革新全人類習氣上之流失，而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業。”

可見，馬一浮講六藝之學，是想通過六藝之教，讓人人都能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善念善心、原本存在的性情之真。通過六藝之教，恢復人的本來之善，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使人類由此走向一個真正天下大同的境界。

中華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發展，得益于兩個非常重要的對話空間，一是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一是人文與科學的對話——或許，這也正是中國與世界的對話，儒學與西學的對話。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和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區域文明形態的交流碰撞中，我們不僅要學人之長并給予創造性的融合、歸整，也要能夠向世人展示我們自身獨特的思想。馬一浮先生已經用他“六藝之學投射中西學術”的國學觀做了這樣的典范，今天，我們紀念馬一浮，或許也就意味著我們將以這樣的世界主義、人類主義立場和胸襟走向我們的未來。

（作者吳光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陽明學系列研究”負責人、浙江大學教授；李杭春為浙江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