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于2010年9月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抗倭圖卷》計劃。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抗倭圖卷》與史料編纂所所藏的《倭寇圖卷》，在題材、內容、尺寸、材質方面極其相似，同為描繪明軍與倭寇作戰、并取得勝利的歷史。而前者為明初的作品，后者為明末的作品。在研究小組中，除中國美術史、日本史、中日關系史的專家之外，還有圖像解析技術專家的參與。2010年9月21日，史料編纂所第一次訪問國家博物館時，訪華團中的兩位技術人員隨身帶來了全套的高清晰度數碼拍攝、紅外線拍攝與圖像分析設備，在現場進行拍攝和圖像分析。

　　實際上，由于在《倭寇圖卷》的畫面中并沒有找到能夠顯示畫卷性質的文字。在此之前，對畫面的解釋眾說紛紜。學者們認定《倭寇圖卷》描繪的是明軍和倭寇作戰的情形，只不過是依據畫面做出的一種較為有力的解釋而已。上述情形發生戲劇性變化的節點在于2010年5月實施紅外線攝影得到的成果。當時，史料編纂所在學術研究機構中率先導入了高科技的利器，在對《倭寇圖卷》進行紅外線攝影和圖像分析時，發現了3處文字——1、“大明神捷海防天兵”；2、“肅清海·倭夷”；3、“弘治三年”——分別表示：①繪畫描述明朝軍隊；②明軍戰斗的對象是倭寇；③按日本年號，弘治四年為1558年，即后期倭寇的時代，證明《倭寇圖卷》描繪的主題是16世紀中期的倭寇和明軍勝利的情形。至此，塵埃落定，高科技為沒有題跋和其他文字說明的圖卷身份界定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證據。

　　2010年10月至2013年4月，史料編纂所在東京召開了連續4屆的國際研討會。第一屆的主題是《抗倭圖卷》和《倭寇圖卷》的異同，第二屆的主要內容是陳履生副館長介紹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另一幅抗倭圖——《太平抗倭圖》。史料編纂所助教須田牧子、共同研究員鹿毛敏夫副教授則就與倭寇相關的實物資料——最容易給人留下印象的日本毛利博物館的藏品——“日本國王之印”以及明朝使節的信函等為題材，對明代公文樣式、倭寇中水軍的來源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國家博物館館刊》在當年用專題研究的形式發表了項目組成員撰寫的論文。日本三大報之一《每日新聞》以“倭寇研究的最新進展”為題對兩屆國際研討會的情形進行了報道。史料編纂所則把論文的日本版登載在該所的研究紀要上。項目組還在2012年11月尋訪了太平縣城，對留存著該圖中出現的諸多風景的老城區進行了實地調研。

　　2013年4月國際研討會主題是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平番得勝圖卷》。題材的選擇理由來自于（臺灣）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副教授馬雅貞。其于2011年12月在第三屆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戰勛與宦跡》的報告。據馬氏考證：明代中期以后，官員之間盛行制作宦跡圖。所謂宦跡圖，就是一個人描繪他為官經歷的圖畫，由此派生出一種把為官經歷之中的一部分抽出來描繪的做法。戰勛圖也是其中的一種，主要目的在于彰顯個人，尤其是文官的軍功，描繪特定的某次戰役（比如《胡梅林平倭圖卷》）的場景。其中，馬氏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平番得勝圖卷》作為戰勛圖的代表作。

　　《平番得勝圖卷》是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在1932年發現并組織人員進行過考證的作品。陳履生副館長以資深美術史研究家的眼光揭示了此畫卷的不尋常之處——畫面上使用了宋代以后基本絕跡的“榜題”，即帶有長方形邊框的文字。這種“返祖”的手法說明了人物、地點和事件的內容。此外，國家博物館藏品保管一部研究員朱敏、京都大學助教山崎岳等人的報告則探討了《平番得勝圖卷》反映的民族問題，以及《抗倭圖卷》之畫面的“虛與實”問題。

　　在日方看來，本項目的主要成果在于判定“史料編纂所所藏的《倭寇圖卷》就不再是東亞的孤本了”之后，通過共同研究得到了關于倭寇背后的明代政治、外交乃至貿易的更為形象和充實的結論。而在中方負責人陳履生看來，圍繞《抗倭圖卷》、《平番得勝圖卷》等一系列畫作的研究開辟了明代繪畫史研究的新局面。一直以來，國內外對于明代繪畫的研究以文人畫、宮廷畫為主。而以“紀功與紀事”為目的的歷史畫，用圖像的方式記載了明代重大的社會事件，是明代繪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這部分繪畫的研究能為相關文獻的記載提供批判和佐證，豐富歷史研究的內容，也能為美術史提供新的視點，帶來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