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經濟轉型具有顯著的階段性與階段性目標。改革30多年來，中國經濟轉型經歷了大約4個階段及其目標轉換，這就是1979~1984年經濟轉型的起步與完善計劃體制的目標、1985—1992年經濟轉型的推進與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目標、1993—2003年經濟轉型的定向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和2003以來經濟轉型的定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通過階段性目標的轉換，中國實現了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

關鍵詞：中國，經濟轉型，階段性，目標轉換

經濟轉型是指經濟、社會體制的復雜的制度變遷過程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國的經濟轉型最初是經濟領域的改革，最后發展為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諸領域的制度變遷過程與經濟增長過程。對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性劃分，主要是基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漸進主義特征。這與蘇東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推行激進改革的轉型具有顯著的區別。在華盛頓共識看來，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改革不存在階段性，改革必須是一步到位的，因此，也不需要對轉型過程予以特別的關注。鄒至莊將經濟轉軌與經濟轉型進行了嚴格的區分。他認為，經濟轉軌是一個具有確定狀態的概念，即經濟處于一種向某種理想狀態過渡的暫時狀態，有一個最后階段的含義。但經濟轉型沒有這種關于最后階段的含義，它研究的是經濟轉型的過程。 吳敬璉從中國經濟改革的漸進主義的角度，按照中國經濟改革戰略，把改革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階段和1992年以來的整體推進階段。 趙旻從體制轉軌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的角度把中國經濟轉型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改革探索和擴張供給階段（1978~199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建設和經濟高速成長階段（1992~1997年）、改革鞏固攻堅和經濟結構全面調整階段（1998~）與未來的轉軌發展階段（即市場化體制的成熟完善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階段）。 呂煒認為，中國經濟轉軌有兩個重要的“轉折點”，即“告別舊體制意義的轉折點”和“建立新體制的任務接近完成意義的轉折點”。他據此認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總體進程在1998年已經超過了“告別舊體制意義的轉折點”，但離“建立新體制的任務接近完成意義的轉折點”還有比較遙遠的路程。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認為，中國改革以來的經濟轉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發啟動時期（1978~1991年）、自覺推進時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時期（2001年~今）。 張建君認為，中國經濟轉型過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經濟改革理論和戰略實施隨著實踐的發展實現了階段性調整和轉換，轉換方式最顯著的例證包括四個方面：轉型目標的階段性、國有企業改革政策的階段性、階段性改革戰略中包括若干個小的階段目標、改革的階段性發展，并提出中國經濟轉型的整個過程都是圍繞尋求經濟增長的主題和探索可行的社會經濟體制的主題，即“雙主題”的特征。 洪銀興根據中國經濟轉型所表現出來的層次性，認為中國經濟轉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經濟轉型是以放開搞活為主體，進入90年代后，中國進入到一個轉型加速期，經濟轉型的中心任務是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制度。 景維民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是建立混合經濟。同時，他把中國經濟轉型劃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從改革走向轉型）、啟動和正式推進階段（共性與差異）、深化和完善階段（走向成熟的市場經濟）。 王守坤認為，中國經濟轉型是從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分權開始的。因為，傳統計劃體制的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使中央財政不堪重負，因此，只有選擇向地方財政轉移壓力，走財政分權改革之路。這樣，通過向地方分權的放權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大鍋飯局面。

上述關于中國經濟轉型階段性和目標的研究從不同的側面解釋了中國經濟改革，但顯然的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性的基礎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漸進主義。正是漸進主義，使中國經濟轉型能夠在不同的階段完成其階段性目標，并能夠從容選擇最經濟、最有效、最可行的改革方案，最后達成經濟轉型的目的。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性主要表現為經濟改革的階段性目標以及在目標鎖定下實施的戰略、措施、政策的階段性演變，也就是說，只要經濟改革的目標轉換，那么，經濟改革的局部質變即宣告完成，并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新的量變過程。因此，漸進主義的中國經濟改革既具有階段性的顯著特征，又具有向著某個最終目標前進的連續性的突出特點。

一、1979—1984年：經濟轉型的起步與完善計劃體制的目標

1979年以前，中國長期實行計劃體制，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低收入人口與貧困人口大約占總人口的一半，溫飽問題困擾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同時，中國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方針，啟動了改革開放與經濟轉型的歷史進程，尋求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最根本的目的，并貫穿在經濟轉型的整個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轉型是被“逼”出來的。

1979年3月，陳云提出要以市場調節作為計劃經濟的補充。在《人民日報》1980年2月7日發表的《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的社論中，第一次公開肯定了市場調節的重要性。但這時市場的引入僅僅是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的補充而已。從重新開放集貿市場到確定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模式，都是在不改變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前提下，以市場調節作為輔助手段，對計劃體制進行修補與完善。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起步階段。盡管市場調節機制在經濟運行中處于次要地位，但與傳統計劃體制相比，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與資源利用效率，仍然顯示出其優勢。

農村改革是中國經濟轉型起步階段的焦點和重點。首先，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產權改革（很多文獻稱之為去集體化或非集體化改革 ），實現了農村產權形式的重組，農民擁有了生產的控制權，弱化了計劃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農民開始成為獨立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激勵了農民的積極性，從而為市場調節機制培育了最初的市場主體；其次，通過逐步改革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開放農村集貿市場，搞活商品流通，為引入市場機制提供了場所和渠道。傳統計劃體制的堅冰中開始嵌入市場機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價格改革為農民努力生產農產品滿足市場需求提供了邊際激勵，消除了集體化時期平均主義大鍋飯的體制弊端。同時，利用市場調節機制，將農業剩余勞動力配置到非農部門，提高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并為商業等其他產業部門創造了需求，形成中國經濟的一系列動態增長。1978--1984年，以不變價格計算的中國農業總產值增加了42.23%，其中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貢獻了其中的46.89%。 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被贊譽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反貧困項目”。

同時，市場機制的利益導向也引導著生產者的資源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計劃體制時期實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有利于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這是改革后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農業領域創造的更多農產品通過市場進入城鎮居民家庭，增進了社會福利，為改革鋪墊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改革后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是最先進入市場的區域、產業和經濟主體。

其實，中國改革一開始就帶有全面改革的戰略意圖。1979年3月，國務院財委體改辦提出了《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此后中國經濟改革在農業之外的工業、第三產業、財政金融體制、經濟特區等領域逐漸鋪開。工業經濟體制的最初改革著眼于經濟權利的調整，這與當時經濟學界對國有企業的認識是分不開的。如董輔礽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最緊迫的就是要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使國有企業擺脫對行政機構的依賴。 何建章則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應當是承認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者地位，變指令性計劃為指導性計劃，擴大生產經營權限。 而蔣一葦的“企業本位論”也認為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途徑。 這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改革主要是在國有企業的管理權限上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放權讓利的改革，而沒有在企業產權和企業經營機制上進行改革。197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下達《關于地方工業擴大企業權力，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試點改革的企業從6家增加到100家。1980年9月，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在國營企業中全面推廣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企業增加到6600家。 擴權讓利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簡化計劃指標，放松計劃控制；二是擴大獎勵基金的數額，強化對企業和職工的物質刺激。改革使國有企業有了人財物、產供銷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權，企業實際上獲得面向市場的超出計劃外的產品生產、銷售與定價的權利，企業和職工提高了增產增收的積極性，從而開辟了工業物資流通的第二軌道，即市場軌道。 企業可以針對市場需求強烈的產品，利用現有資源安排計劃外生產，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滿足了人民群眾對各類消費品的需求。商業體制改革，使城市個體戶和農村社隊企業重新興起，逐漸形成中國計劃體制外的市場力量。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為經濟特區，又形成了另一股計劃體制外的市場力量。

中國農村改革真正涉及到了經濟主體利益調整與經營機制問題，績效顯著，并率先從計劃體制中成功突圍。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85年的398元，農村開始出現萬元戶。但其他領域的改革還處在試驗階段，中國經濟轉型還沒有涉及到經濟生活的全部領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模式是圍繞完善計劃體制而設計的，改革目標就是要利用市場調節作為輔助手段，形成完善的計劃體制。計劃配置資源仍然是經濟運行的主要方式。

二、1985—1992年：經濟轉型的推進與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目標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模式，標志著中國經濟轉型的推進和目標的轉換。 之后，中國啟動了大規模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改革還在微觀、宏觀層面的科學、技術和教育發展等社會領域全面展開。這與之前始終圍繞修補和完善計劃體制的改革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別。改革主線一是進行價格改革，二是進行所有制的初步改革。其中價格改革是最主要的。早在1979年，中國在工農業產品上首次試行浮動價格制，其目的是逐漸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縮小集中的指令性計劃。1985年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云提出了價格改革先易后難、按步驟進行的原則。 1985年率先在生產資料領域推行價格雙軌制，并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規定除個別農產品外，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議價收購并行的辦法與多層次、多渠道經營。此后，價格改革一度進行了激進改革的試驗，如1986年實行“價稅財聯動方案” 和1988年的價格闖關， 目的是不僅在生產資料領域，而且也要在消費資料領域實現市場自發形成價格的主導地位。但1988年價格闖關導致通貨膨脹率從1987年的7.3%迅速飆升到1988年的18.5%和1989年的17.8%。到1990年，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大約為61%。 1992年中國進行了放開糧食價格的試驗。1992年末，政府定價的農產品只有6種，工業消費品基本放開（涉及國計民生的食鹽、藥品等除外），政府定價的重工業產品也不足100種，社會消費品總額中的市場調節部分高達90%。 通過價格雙軌制的過渡改革，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微觀運行機制，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開始由市場供求力量形成。在所有制改革上，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改革是最基礎的一環。在此前進行的放權讓利改革中，盡管促進了國有企業生產的積極性，但在國家和國有企業的利益分配關系上無法真正理清。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兩權分離”的理論。一些學者和國家經濟部門領導都把兩權分離的承包制看成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途徑。 因此，當時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的承包制，中心環節是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此外，企業利改稅、租賃制等也在試行。但是，承包制包贏不包虧，并使國有企業出現了短期行為的現象，國家利潤遠遠趕不上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同時，由于三資企業、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國有企業的經濟環境由于受到它們的擠壓，在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沒有實現根本轉變的情況下，其兩權分離的承包制改革探索逐漸陷入困境。隨著1993年國家財稅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稅后利潤全部留在企業，承包制隨即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停止。

中國經濟轉型推進階段往往根據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出現的摩擦不斷調整改革目標，表現為改革模式的轉換速度頻繁。1985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取代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取代“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盡管它更好地理順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但仍然把國家置于資源配置的主導地位，市場只是政府調節經濟運行的推手。隨著體制摩擦的加劇，1989年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又回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改革模式。

從1979年開啟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的歷史進程，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轉型基本上完成了三個具有革命性的改革：第一，農村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局部試驗、典型推廣的大門，證明了局部改革的可行性。第二，價格雙軌制為計劃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為主導的轉軌提供了過渡的橋梁。第三，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為中國經濟轉型培育了體制外的支持力量，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場經濟主體。

三、1993—2003年：經濟轉型的定向 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中國經濟轉型指明了方向。這是中國告別傳統計劃體制的轉折點，并形成不可逆轉的市場化改革取向。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改革戰略，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步驟，要求在20世紀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改革轉入到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1994年根據“整體推進”戰略進行財政體制、金融體制、企業制度和外匯管理體制等改革，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改革加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對改善企業的市場環境起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和承包制轉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制度創新和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性布局調整。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00年要“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轉型目標具體化為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要“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確定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認為國有經濟比重的大小與社會主義性質并沒有直接的關系。為此，政府決定實施所有制結構調整的相關政策，完善所有制結構，尋找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鼓勵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筑微觀基礎。改革以來率先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獲得了迅猛發展，出現了蘇南模式、新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

中國經濟轉型定向階段的改革重點是國有企業圍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展開的。所有制調整和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在對國有企業進行放權讓利改革進行反思的時候，一些經濟學家就認為，兩權分離無法真正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提出了應該用股份制代替國有制的改革思路。 而厲以寧更是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根本應該是所有制改革，國家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則是股份制。1993年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出臺，1994年中國確定了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并選擇了100家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試點。但許多沒有納入試點的國有企業卻在建立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的股份公司方面有著更大的舉動。當時的國家經貿委在1992年后先后出臺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等10多項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文件。顯然，政府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推動著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形成當時全國上下對于股份制改造的熱情。1999年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決定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布局調整，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從此前的試點進入到全面推進的階段。抓大放小、有進有退的戰略布局調整，強調國有企業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而不在于所占股份的絕對數量上。鄉鎮企業、民營企業與三資企業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形成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所有制經濟發展格局。此后，國有企業還在不斷進行產權改革嘗試，如民營企業并購國有企業、管理層收購、職工持股、雙重置換 等，改變了國有企業國有獨資的產權結構，絕大多數國有二級企業已經改組為國家相對或絕對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使這些公司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搭建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框架。金融改革，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經過改制在海外整體上市，為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微觀基礎。2000年中國宣布已經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宣布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轉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成功完成市場機制為主導對計劃體制的置換任務。

1994年啟動的全面改革直接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步跨越，帶來物質產品的更加豐富，社會消費品的普遍短缺現象消失。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出現了600多種主要工業品供過于求的局面，第一次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價格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全面成功，基本建立了以市場價格機制調節經濟活動局面，2006年市場調節價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比重分別為95.3%、97.1%和92.1%。 市場經濟最終取得了經濟運行的主導地位。

中國經濟轉型定向階段的含義主要是兩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剛性約束，即中國經濟轉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進行的，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創新過程，這一制度約束是保持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前提；二是實行靈活多樣的改革形式。通過國有企業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面建立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通過培育和完善各類市場體系，建立市場經濟的中觀運行機制，使資源配置方式完全轉到市場主導的基礎上來，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兼容。因此，中國經濟運行從市場與計劃并存的雙軌制向市場運行軌道為主轉變，并軌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目的。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美國一些經濟學家推崇以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 并成為國際上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主導思想。它以追求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制度與宏觀經濟穩定化的三位一體為目標，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進行拼湊或組裝，因此轉型是沒有階段性的。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據此以激進方式推進經濟轉型，經濟體制發生轉變并帶來政治體制的劇變。然而，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經濟轉軌過程中，其宏觀經濟穩定化卻被更具傾向化的政治民主化代替，社會生產力出現持久的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限入貧困之中。

中國經濟轉型沒有遵循 “華盛頓共識”，是在中國特色產權改革和以價格雙軌制作為過渡的基礎上進行的穩健改革，表現為轉型一開始就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漸進性改革形式。一方面，市場調節比重不斷加大；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轉型并不是“轉向”（從社會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在堅持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改變計劃手段主導資源配置的局面，逐步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將經濟運行機制轉到市場經濟上來。

四、2003—今：經濟轉型的定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

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定向轉型，中國基本上建立了一個將國內所有企業較規范地納入到市場化約束的相互對稱的經濟體系中，并建立能夠較為靈活地應對國際經濟周期性變化的宏觀調控體系。但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在規范的金融市場、法制體制等重要架構上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2002年中共十六大進一步確定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3年中國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經濟轉型進入到體制完善與深化改革的新階段。 隨著經濟并軌目標的完成，不僅要求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國際接軌，同時，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內涵進行了更廣泛的擴展。經濟轉型引發的社會心理、行為習慣與道德觀念也發生了巨變，并要求推進與經濟體制相匹配的行政體制改革，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是憲政轉型的必然選擇。從著手解決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再到從以人為本提出科學發展觀，都體現了中國經濟轉型向全面的經濟社會轉型前進。

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轉型進入到一個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新歷史時期。它與此前經濟轉型的區別在于，轉型開始從單一或部分領域（如經濟領域）的轉型進入到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全面轉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呈現為整體性的加速躍遷過程。舊的體制、機制、結構和觀念不可能再復歸。 中國經濟轉型進入到定型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道路的新階段，其最終目標就是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一種運行規范、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并能夠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好的市場經濟” 或“成熟的市場經濟”，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經濟轉型從整體上就是一個量變與質變相統一的過程。

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形成持久的摩擦，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使中國經濟轉型在逐步拆除計劃體制的制度架構的同時，必須逐步構建市場經濟的制度架構，避免經濟轉型出現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所謂的“真空”地帶。這形成了中國經濟轉型具有顯著階段性的特點。沒有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進行改革并飽受指責的中國經濟轉型，通過階段性目標轉換，以制度變遷作為手段，從一開始就注重制度試驗和制度創新，實現制度變遷與經濟轉型的良性循環，不斷取得階段性發展成就，實現了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經濟保持了長期的高速發展。改革30多年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7%，到2010年已步入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新的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際理論界逐漸發展了超越“華盛頓共識”的所謂“后華盛頓共識”，其主要政策開始轉向經濟體制轉軌之外，“包括經濟轉型，還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轉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轉型等多個方面” ，即更加強調經濟社會政策與發展的協調一致性的經濟社會轉型。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即通稱的“北京共識”。 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總結出來的中國模式，是落后國家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眾多模式之一，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從“華盛頓共識”到“后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北京模式或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都說明中國經濟轉型所具有的理論和實踐特質。中國30多年的經濟轉型，既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也是一個政治革新過程，更是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試驗和思想革命。 中國經濟轉型是一個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轉型與制度創新三位一體的經濟社會轉型過程。

中國經濟轉型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起點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修補與完善。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改革方向和目標。2003年中國明確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轉型初步完成。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改革從經濟領域逐步擴展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等領域，建立了新的宏觀調控和監管體系，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體制。中國經濟轉型具有三個重要的特點：其一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制度環境是社會主義，這是區別于其他國家經濟轉型的根本特點。其二是具有漸進性與階段性。在每一個階段都有改革的主旋律與轉型的具體目標，通過改革階段性主旋律與具體目標的轉換，實現了從計劃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型。其三是從經濟轉型的全過程來看，則是與開放并行，表現為中國不斷摒棄自我封閉的僵化狀態，主動適應世界經濟發展規則的過程，從而實現國內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經濟運行機制的接軌，這是區別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突出特點。

On Stage and targets Transfer of Economy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QU Shang

（Research Centre of Economic Histor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transformation has four stages since Reform. In every stage, it has targets of stage. They is the beginning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argets of perfecting order economy from 1979 to 1984; the promoting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argets of establishment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from 1985 to 1992; the Orienta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argets of establishment market economy of socialism from 1993 to 2003; the fixed type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argets of perfecting market economy of socialism since 2003. China has realized dual-subjects of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by transfer targets of stage.

Key words: China, economy transformation, targets transfer

作者簡介：瞿商，1965年生，湖北浠水人，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和糧食經濟。

聯系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區南湖大道282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郵編: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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