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為重振本土制造業，歐美等發達國家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推出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鼓勵科技創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等政策和措施，這對我國制造業發展造成巨大挑戰。

　　歐美“再工業化”意欲何為？

　　“再工業化”緣起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至今，世界制造業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是歐美經歷了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制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業的比重持續降低，制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1980年至2010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1.1%降低到11.7%，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從21.6%降低到8.9%。歐盟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從1996年到2007年，工業占歐盟GDP的比重從21%降至18%，工業部門吸收的就業人數從20.9%降至17.9%，這意味著歐洲因為“去工業化”失去了280萬個就業崗位。二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抓住機遇，利用優勢基礎推動制造業快速發展。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從1330億美元增加到19230億美元，占世界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78%增加到18.85%，2010年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去工業化”致使發達國家抗危機不足的弱點充分暴露，從而催生了歐美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

　　歐美“再工業化”的目標導向。為了實現美國制造業強勢回歸，美國制造業協會對“再工業化”曾提出四大目標：從現在到未來，美國要成為世界上最優越的制造中心和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地方；拓展全球市場，未來美國制造商的市場要擴大到95%的國外顧客；美國制造商要擁有符合21世紀經濟需求的勞動力；未來美國制造商要成為世界制造業的創新主導者。從上述目標看，奧巴馬的“再工業化”說法以及歐美國家已出臺的系列法規和政策，歐美發達國家這次“再工業化”的目標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能不能夠繼續保持在制造業價值鏈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繼續成為工業強國，這是歐美國家“再工業化”的本質；二是能否再次通過“再工業化”，推動美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配置；三是能不能繼續運用新的技術信息、互聯網的優勢對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重新定義、整合發展，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勞動效率，降低單位勞動成本，使提高了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重返歐美國家；四是能否持續推動科技創新、技術創新，創造新的產業。

　　歐美“再工業化”對我國工業強國戰略的挑戰

　　挑戰一：我國制造業競爭力可能大幅度弱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勞動力成本低廉曾是我國得天獨厚的優勢，也是我國制造業產品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和相當競爭力的關鍵。然而，中美勞動力成本正在發生此漲彼消的變化。制造業回歸美國成為企業重要的選擇，而我國制造業如果沒有了勞動力成本優勢，轉型升級將成為“中國制造”的唯一選擇。

　　挑戰二：我國出口制造業可能會受到巨大沖擊，加工貿易有可能衰落。歐美發達國家“去工業化”曾將大量制造生產環節外包到我國沿海地區。當前經過新技術改造的生產方式對要素需求降低，為美國“再工業化”創造了條件。新技術革命提高了生產效率，促使傳統制造業回流美國，進而對我國的出口制造業形成巨大沖擊。

　　挑戰三：美國等發達國家繼續作為新一輪產業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控制者，而我們的制造業依然被控制。目前我國制造業在整個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始終處于附加值低、利潤薄的階段，而發達國家則處于價值鏈高端，而且通過關鍵技術、產業標準、產品標準等控制了產業的價值鏈、制造業供應鏈。“再工業化”是建立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基礎之上的，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信息渠道通暢、分銷網絡廣泛合理，市場環境好、交易便捷，而且發達國家民眾總體富裕，更具備個性化消費的條件。

　　挑戰四：我們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創新競爭力方面有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還可能加大。美國以市場為導向引導企業進行創新活動，這樣既可以迅速實現產業化，也便于產生經濟效益，美國政府的職能則是為企業創新活動創造必要條件。相比之下，我國政府雖然也高度重視自主創新，但在市場導向、制度安排與激勵機制設計、知識產權保護等具體政策方面依然有所欠缺。

　　歐美“再工業化”對我國工業強國戰略的啟示

　　我們不能簡單模仿歐美國家的“再工業化”措施，但對于共性的東西是可以借鑒的。反思美國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內在動機，前瞻這一轉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啟示和借鑒意義。

　　啟示一：建立面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與新一輪產業革命，我國未來的產業體系應該是以先進制造業為基礎的，與金融、貿易、航運等現代生產服務業互相融合的產業體系。我們應以“高端高效”的目標特征作為制造業發展導向，抓住新一輪工業技術革命機遇，在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上求得突破。

　　啟示二：通過發展戰略性先進制造業，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戰略性先進制造業的選擇應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即知識創新能力與人力資本基礎之上。我們不能被產業的新名稱所迷惑，因為先進制造業也需要低端的制造環節，我們不能把先進制造業中的價值鏈低端環節當作我們的先進制造業，而是要從該產業是否處在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是否主要依賴知識與智力資本，是否能夠創造高附加價值來判斷。

　　啟示三：培養價值鏈集成商，重構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價值鏈。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主體是企業，應該圍繞這個主體進行制度改革與政策設計，支持他們進行新制造模式的創新，爭取全球制造業價值鏈的控制權。因此，培育價值鏈集成商（大企業），通過價值鏈集成商主導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價值鏈重構，進而實現先進制造業與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動態匹配，是符合現實條件、切實可行的模式。

　　啟示四：政府要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必要服務，但又不是替代市場與企業。政府對制造業轉型究竟應該起到什么作用？雖然歐美提出“再工業化”，但政府并不明確具體的產業選擇，因此政府應讓市場去發揮功能，而不是政府自身去替代市場做出決定。所以，從政府層面來說，我們應該進一步進行經濟制度改革，完善市場規則，讓企業真正發揮工業強國的主體作用。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的理論與政策研究”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