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那種以科研成果和項目資金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量化評價體系必須改變。可行之策，便是分類評價，教學與科研并重，以育人為本，將時間和空間重還師生，讓他們能夠自在從容地去重建密切的師生關(guān)系，拾回那些已然飄逝的關(guān)于大學的美好記憶

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尊師重教更是一以貫之。每到一些節(jié)日，大學校園經(jīng)常能看到捧著鮮花的同學，成群結(jié)隊去看望尊敬的老師。媒體也在熱議學生在節(jié)日里該不該給老師送禮，該送什么禮……

面對此情此景，我以為最該關(guān)注的是：如何在大學重建那種值得回味、令人神往的自然而親密的師生關(guān)系。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曾如此概括師生關(guān)系：“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梅貽琦所言 “從游之義”的師生關(guān)系，一度就是大學的常態(tài)，如今似乎很少見了，因而格外使人懷念。

師道尊嚴的建立，不能靠強制和傳統(tǒng)觀念，要靠師生間平等的溝通與交流，在于師生的相互尊重。汪曾祺曾以妙筆回憶西南聯(lián)大時的師生關(guān)系：金岳霖先生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

這種情景在過去的大學普遍存在。記得我當年剛進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時，師生同吃同住，學生請教問題十分方便。讀研后，我們跟隨老師“煙花三月下姑蘇”，一起“游學”。讀博期間，與學友們每周一次聚在導師章開沅先生家，清茶一杯，談史論道，至今仍記憶猶新。

時至今日，大學辦學條件改善了，師生之間曾經(jīng)的朝夕相處、融洽無間的情誼，卻似乎漸行漸遠。相當一部分老師上課來、下課走，行色匆匆，很少與同學交流。有的老師叫不出幾個學生的名字，學生有時也叫不出老師的名字，或懶得去記他叫什么。師生之間已顯隔膜，如果任其發(fā)展下去，直接后果很可能是：那些我們曾引以為豪、無限留戀的大學文化和大學精神，將蕩然無存。

這些“遺憾”，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恐怕在于重科研、輕教學，重量化指標考核、輕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的功利主義辦學傾向，而不能完全歸咎于今日的師生。欲糾正此種偏向，必須回歸本位，育人必須成為大學的第一要義，那種以科研成果和項目資金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量化評價體系必須改變。可行之策，便是分類評價，教學與科研并重，以育人為本，將時間和空間重還師生，讓他們能夠自在從容地去重建密切的師生關(guān)系，拾回那些已然飄逝的關(guān)于大學的美好記憶。

（本報記者張志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