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由于溝口雄三、濱下武志等日本學者的倡導，“亞洲視角”一度成為東亞學者突破“西方文化影響”論單一模式，從亞洲出發研究亞洲的新學術范式，并取得了若干富有啟迪性的學術成果。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借鑒“亞洲視角”這一新思路，可以更為充分地認識辛亥革命的亞洲意義，從而拓寬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空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最為重要、影響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但辛亥革命的發生又同亞洲各國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深刻地影響著亞洲政治格局的走向，其流風余響至今未絕。從亞洲出發思考辛亥革命的意義，我們將獲致許多前所未有的啟示。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離不開亞洲各國的奧援，其中與中國同處東亞、一衣帶水的日本又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當年，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一大批革命者或求學，或亡命于東瀛，將日本作為中國革命“消息易通，便于籌畫”的據點。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即于1905年成立于東京。當年革命派與改良派最著名的大論戰也發生在創刊于東京的《民報》和《新民叢報》上。一大批日本友人如山田良政、宮崎滔天、萱野長知、梅屋莊吉等始終同情并支持中國革命，與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導人建立了終身的友誼。南洋（今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則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革命活動經費的主要捐贈者，據統計，僅辛亥這一年，南洋華僑的捐款即達五六百萬之巨（陳宗山：《南洋華僑革命史略》第21-22頁）。

其次，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又都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和啟迪。同屬東亞的朝鮮，1905-1911年的義兵運動，曾受到孫中山在中國發動的一系列革命活動的啟示和影響。辛亥革命之后，朝鮮獨立運動的一批領導人也曾與革命黨人有著密切的交往，領導該獨立運動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即于1919年成立于上海法租界。東南亞各國如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暹羅（今泰國）都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興起過本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孫中山在日本與菲律賓革命志士彭西、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等過從甚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從亞洲視角看，辛亥革命是當時席卷亞洲的民族革命風暴中的重要一環。當年，列寧曾對辛亥革命在亞洲民族運動中的地位與影響有過深刻的論述。武昌首義成功后，列寧極其興奮地宣布：“極大的世界風暴的新源泉已在亞洲涌現出來了。”（《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他認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使四億落后的亞洲人爭得了自由，覺醒了起來，參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斗爭了。”（《新生的中國》，《列寧全集》第18卷，第395頁）而孫中山則是一位在亞洲涌現出來的“能夠代表真誠的、戰斗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和“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第425頁）。

實際上，孫中山當年也深受在日本流行的“大亞洲主義”的影響，有著一種復興亞洲的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政治抱負并不完全局限于中國國內。早在1897年，孫中山在日本首次會見宮崎滔天時，便向他傾訴了自己“為支那之蒼生，為亞洲之黃種，為世界之人道”而興起革命軍的宏偉抱負。愈到晚年，孫中山所抱持的“大亞洲主義”愈為自覺與清醒，認識到“亞洲除日本而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93頁）孫中山這種在亞洲在國際上替弱小民族打抱不平的“濟弱扶傾”的國際交往思想，不可能不對后繼的革命者產生深刻的影響。我們從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思想中，不難發現與孫中山類似的思想與實踐。就連印尼前總統蘇加諾也自稱年輕時曾受到過孫中山思想的影響，“作為一個青年，我受到孫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鼓舞”，“我的心從那個時候起，在三民主義的影響下，深深地樹立了民族主義的思想”（《蘇加諾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再次，從亞洲視角來反思辛亥革命，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中國的范圍而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并且對今天亞洲各國如何和平共處、共建和諧亞洲亦具有極大的啟示性。孫中山及部分革命志士的亞洲觀中，一個主要的思想就是亞洲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亞洲的命運必須由亞洲各國人民自主決定，“（亞洲人民）要脫離歐洲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同時，亞洲各國又完全是平等的，任何國家都不能試圖成為亞洲的霸主，針對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傾向和稱霸亞洲的企圖，孫中山晚年特別對日本人民呼吁，“日本究竟做西方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們日本人民去詳審慎擇”（孫中山：《大亞洲主義》）。

回顧孫中山當年的呼吁及“二戰”期間日本所走過的彎路，歷史的經驗值得記住。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格局下再來反思亞洲的復興與重建，如何走出歷史的陰影，實現民族和解，建立起戰略互惠關系，推動亞洲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共創亞洲和平崛起的愿景，是亞洲各國包括中日之間一個無法回避的熱點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由東南亞國家所組成的“東盟”，以及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等所倡導的“東亞共同體”，某種意義上正是一種新亞洲意識的體現。當然，從新亞洲意識到亞洲共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受到諸多歷史恩怨和領土糾紛的阻隔，亞洲各國要真正平等共處，建立起類似于歐盟一樣的共同體還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但我們若能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擺脫一國中心和一種價值觀念獨大的偏狹思維，拋除歷史的成見，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共融中來探索亞洲民族和解與國家合作的新架構，或許能為亞洲爭取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