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書寫了充滿生機的“春天故事”。在世界輿論的多樣化格局中，“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正迅速成為重要的參與元素。這一趨勢的出現，給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提出了新的挑戰與理論啟發。

如何用中國話語準確詮釋中國現代性的獨特軌跡？在重構與創造中，怎樣提升中國話語的科學性和影響力，避免活生生的實踐性經驗淪為“經院理論”？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采訪了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萬俊人。

■ 自己講自己的故事是一件敏感且困難的事情，稍不留意就會落入或夸夸其談、自我炫耀，或強人所難的俗套。構建中國現代性話語體系，不僅需要勇氣和智慧，也需要謹慎平和的心態

■ 30多年的經驗當然非常豐富，但哲學反思仍然需要與其保持某種距離，這才是合乎規律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急功近利、嘩眾取寵的現象確乎不少，應當引起知識界和全社會的注意

中國現代性話語體系需要面對批判吸收及改造外來話語的巨大挑戰，改變近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被給定的心理定向”

本報記者夏斌（以下稱記者）：有人說，新中國的成立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現在到了解決“挨罵”問題的階段。但坦率地講，在話語體系構建上，我們依然停留在“瞎子摸象、誤打誤撞”的狀態。改革開放所獲得的成就仍難以有效支持思想上的自我創造，更談不上精神上的“自給自足”。原因何在？

萬俊人：確切地說，新中國的成立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解決了“挨餓”的問題，現在的確到了解決“挨罵”問題的時候了。“挨罵”的問題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們自己過于被動，原因或許是自信不夠，或許是自力不強，但不管什么原因，被動似乎是近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被給定的心理定向”，確實需要根治和徹底改變。另一方面，總有外人不斷敲打，通俗來說就是所謂西方百余年的強勢性影響。對此，我們一直堅持頑強反抗，但這種反抗多表現在情緒情感、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力量等顯性層面，卻很少有比較成功的文化精神或價值理念上的反抗。即便有一些，也主要集中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鮮有文化精神上的深層次的有效反抗。

應當承認，迄今為止我們仍處于西方話語霸權的主導之下，國際社會中也尚未真正形成中西文化平等對話之格局。為什么會這樣呢？如果中國足夠強大了，是不是就會有足夠的勇氣回應話語霸權？現代性的中國話語應該是怎樣的？這些問題需要認真思考，在此我愿作一些分析：

首先，我們必須學會獨立建構中國現代性的話語方式和話語體系，而不能總是停留在簡單接收、照搬和重復西方現代性話語的低級層面。“鸚鵡學舌”不是真正的話語和獨立的表達，也不會受到“原聲者”的真正尊重。

其次，如何建構我們自己的現代話語？應該說，中國的傳統文化話語是非常完備有力的，是人類傳統文明和文化系統中一個獨立自恰、清晰連貫且影響力較大的體系，但同時它也是自我封閉的。進入現代文明后，無論語法規則，還是語匯語詞，抑或話語方式，我們又基本上是在借鑒、學習或者被迫接收、仿效西方式的現代性話語。譬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絕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語匯都是從西方直接移譯過來或者借助于先行近鄰日本的翻譯而移植過來的。這里面包括哲學、形而上學、邏輯學等學科名詞，也包括民主、科學、自由、平等這類現代性文化價值的“關鍵詞”。在雙重因素交織影響下，構建中國的現代性話語體系就需要從基礎做起，不僅要面對如何轉化傳統文化話語的重大任務，還要面對如何批判吸收以及借用、改造外來現代性話語的巨大挑戰。

如果“第二次啟蒙”是指從單純追隨西方現代性的向度轉為具有批判反省的中國現代性反思，我可以理解甚至部分贊同

記者：網絡上有人提出，構建中國話語體系，關鍵是啟發民智。為此，需要開啟第二次啟蒙運動，以擴大見識、擺脫愚昧，抵制古今中外各種“神”對民眾精神的壓制。

萬俊人：我贊同思想啟蒙，但對“第二次啟蒙”的提法存在疑惑。中國是否真正完成了近代以來的思想啟蒙任務，顯然還需深入探究。如果“第二次啟蒙”是指從單純追隨西方現代性的向度轉為一種具有批判反省力度的中國現代性反思，即從西方現代性思想中解放出來以尋求獨立自覺的思想和理論建構，則我是可以理解甚至部分贊同的。

不過，啟蒙本身的含義就在于人們敢于自由運用自己的理性和思想權利。就啟蒙這一本質而言，它永遠都無所謂“完成”，因而也就不存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之別了。就此而言，對于現代人和現代社會來說，自由而理性地思想或者創造性地思想，實乃一項永恒的任務及精神狀態。

平實而論，西化的確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調，雖說其間的內涵多有變化，但總體趨勢并未改變。時下，不少人看到所謂儒學復興或“國學熱”，并擔心其消極影響。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就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國學熱”，也極少認真地對待過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百余年來，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于好“新”惡“舊”，卻始終沒有真正明白“舊”的價值和“新”的意義。有些時候，“舊”的并不一定不好，如古董；“新”的也并非絕對的好，如網絡游戲、核武器等。

在建構中國現代性話語體系的進程中，對于古今中西，如何看，如何說，如何用，始終是值得拷問和深究的。我們不僅需要重新梳理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也需要厘清現代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包括建國60余年特別是近30多年來中國改革發展的新經驗。按照美國思想家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的說法，一種思想、觀念、制度和生活實踐經驗若能持續綿延三代，即可視之為傳統。能夠將它們整合為一種連貫自恰的文化和文明體系，從而以獨特而理性的話語方式敘述之、傳播之，則所謂中國現代性的話語體系便可卓然生成。

哲學思維偏少將嚴重制約話語體系的構建。如果慣于用既定的理論框架去裁剪日新月異的現實，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記者：近年來，對于“中國模式”以及“中國道路”為什么會成功、“中國特色”包含什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內涵等核心問題，國內學術界研究頗多卻始終未能形成共識。對于自己的行為實踐、價值取向都無法給出明晰闡釋，這顯然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一大掣肘。

萬俊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宏大、獨特且復雜的社會變革圖景進行清晰解釋，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0多年的改革發展讓中國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變化，當然值得梳理和總結。但“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等話題關涉甚大，理論風險亦高，一時的粗淺可能難以避免。相關的爭議或過多的解釋性言說，其實也不是什么壞事，我們不妨將其視為理論建構之前進行充分合理辨析的具體體現。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兩個現象：一、自己講自己的故事是一件敏感且困難的事情，稍不留意就會落入或夸夸其談、自我炫耀，或強人所難的俗套。因此，構建中國現代性話語體系，不僅需要勇氣和智慧，也需要謹慎平和的心態。二、哲學思維偏少對話語體系構建形成嚴重制約。具體表現為，哲學研究存在盲區，如對社會政治哲學的研究；習慣于用既定的理論框架或原理去裁剪日新月異的社會現實，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而不是與時俱進。

冷靜地看，哲學就像 “涅瓦河畔的貓頭鷹”，總是等到黃昏才起飛。作為一種思想和理論的反思或者后思，新的哲學通常只能產生于新的現實經驗得到較為充分而成熟的呈現之后，其與經驗實在之間的滯后距離有時甚至是很長的。30多年的經驗當然非常豐富，但對于這些經驗，我們嶄新的甚至是全新的哲學反思仍然需要保持某種距離，這才是合乎規律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急功近利、嘩眾取寵的現象確乎不少。這或許與世俗主義文化沉溺于作秀、忽悠、顯擺等浮華特性有關，應當引起知識界和全社會的注意。

歸根結底，用中國話語詮釋中國現代性，要求我們樹立高度的自覺和自信，創造性地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話語語匯、理論概念、語法邏輯和話語規則，以準確地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條既不同于西方，又不排斥其他現代化模式的道路。它是包容的、開放的，也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它是現代的，也是基于中華文明和文化傳統資源的；它是連貫的、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傳承，也是創新的、需要在不斷學習和探索中逐步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