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基金會創(chuàng)始人埃德溫·福伊爾納說過：“我們的職責就是影響華盛頓的公共政策共同體，尤其是國會，第二是行政部門，第三是國家新聞媒體。”福伊爾納的話簡約直白地道出了現代智庫的主要功能以及評價的標準。

現代智庫基本的運作及其工作均無外乎三大方面：研究與咨詢、傳播與推廣以及籌款。所有智庫的日常工作都在于政策研究與咨詢，通過其成果作用于政策和法律，進而影響和改變社會。因此，所有智庫均十分注重對自身機構、研究成果乃至學者的推廣與傳播，甚至借鑒商業(yè)營銷的方式進行。當然，這一切的基礎是具有雄厚的資金。

敏感、高效和簡潔是智庫研究的生命

在研究方面，智庫會就一些長期關注的領域設立課題，并在這類課題研究基礎上進行學術性的積累，產生新的知識與方法，促進社會科學的發(fā)展。當代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歷史學中的許多重要研究成果來自智庫的研究。智庫是現代社會科學的發(fā)動機。

現實性與責任性拉開了智庫研究與大學學院式研究的差距。學院式研究的動力主要來自學者個人的學術追求。一般來說，這類工作價值難以確定，工作動力的穩(wěn)定性、持久性也無法保障。而智庫研究絕大多數直接來自社會現實需求，更為重要的是，智庫研究大多具有委托責任，成果質量與研究機構人員信譽、利益直接相關。現實需求和責任壓力保證了智庫研究的價值與質量。

敏感、高效和簡潔是智庫研究的生命。智庫要善于發(fā)現最具研究價值的重大問題，在眾多現實問題和委托項目中確定最具價值的選題。同時，智庫要以迅速和簡潔的方式完成研究與咨詢，即以傳統(tǒng)基金會所倡導的“快速反應政策研究”方法，完成研究與咨詢任務。福伊爾納指出，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時間和心情去翻閱和細讀長篇的研究報告。有些智庫的政策主張和建議甚至可以提煉到格言、警句的程度。冷戰(zhàn)年代，傳統(tǒng)基金會將其建議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概括成了一句名言：承認中國，但不是現在（One China, but not now）。

推銷思想和研究同等重要

智庫工作的現實性使其十分重視研究成果以及智庫本身的傳播與推廣。至少在傳統(tǒng)基金會看來，研究問題和推銷成果同等重要。傳統(tǒng)基金會副總裁菲利普·特魯拉克說過：“我們在推銷思想上花的錢，絕對和研究上花的一樣多。”

智庫廣泛地采取四種辦法進行傳播與推廣。首先是舉辦會議，大多為學術會議和公共論壇，例如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每年在全球平均舉辦700至800次學術研討會和論壇；其次是組織機構內學者到國內外進行學術講座和演講；再次是政策陳述，向政府機構提交報告和到議會陳述觀點，例如美國企業(yè)研究所在1998年至2008年的10年間月均2次、年均26次到國會陳述；最后是利用網絡傳播。近年來，各大智庫開發(fā)出了令人贊嘆的網站，向一切訪問者提供詳盡的基礎資料、背景材料和研究成果。對于一切有需求的政府機構、企業(yè)以及研究同行而言，著名智庫網站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籌款是智庫的前提與基礎

籌款以及由此帶來的充裕資金是現代智庫與生俱來的特征。智庫研究的責任性要求其必須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以完成委托方要求為標準。因此，智庫研究與以往的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式研究以及個人化研究的區(qū)別又在于：其研究的程度與水平不是由研究者所能擁有的時間和資源決定的，而必須根據完成任務、解決問題的需要決定資金的花費。智庫研究必須有充分的資金以及其他資源的保證，同時必須是窮盡問題的研究，而不是適可而止的研究。沒有充足的、按需要提供的資金，就難以形成現代智庫水平上的研究。

國會和媒體影響力為最常見的公開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工程提出了“四個影響力”：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學術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這與國際智庫功能和影響的評價標準是吻合的。美國智庫影響力評價主要是三個方面：政府影響、國會影響和媒體影響。現在所見各種有關智庫的評價均以這三方面為準。但政府影響因其內部性而不宜公開，正如加拿大著名智庫加拿大政策研究公司第一任總裁朱迪絲·馬克斯韋爾所說：“最重要的影響往往是不會出現在正式文件中的。”因此國會影響力和媒體影響力就成為最常見的公開評價。

在美國，智庫的國會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文摘、報告對于智庫研究成果的援引率，以及智庫學者到國會委員會進行陳述次數等兩個方面。在國會影響力方面，傳統(tǒng)基金會、企業(yè)研究所和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位列三甲。而規(guī)模和財力最為雄厚的蘭德公司因主要受政府委托，服務于政府部門，則顯得不夠突出。

媒體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全國性或國際性的重要報紙、雜志、電視等傳媒的引用率，在這方面布魯金斯學會、企業(yè)研究所和傳統(tǒng)基金會位列三甲。根據美國學者研究，媒體影響力與國會影響力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媒體影響力大的智庫往往容易吸引國會的“眼球”，從而成為國會經常援引和咨詢的對象。

專門化、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是中國智庫主要問題

根據詹姆斯·麥克格恩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中國最大智庫在亞洲智庫中排名第一，在全球非美國智庫中排名第25位。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與政策研究咨詢隊伍號稱“五路大軍”，即高等學校、黨校、社科院、黨政機關研究室以及軍隊院校。“五路大軍”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著中國智庫功能，在中國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從機構數量上看，根據國內多項統(tǒng)計，一般認為我國智庫已超過2000家；但在國外智庫研究權威機構發(fā)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位列其中的中國智庫僅有74家。這種統(tǒng)計上的巨大差異，實際上反映了當前中國智庫發(fā)展存在的問題。

專門化、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是當前中國智庫發(fā)展面臨的主要問題。高校、黨校教師的職業(yè)是教師，主要從事教學工作，并非專門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更無法擔當政策研究和咨詢工作。從實際情況看，目前我國高校、黨校的研究機構所做的研究工作基本屬于學術性研究，即以研究知識為主而不是以研究問題為主。政策規(guī)劃與咨詢需要建立在系統(tǒng)調研、經驗積累、信息反饋與評估等工作為特征的專門化研究和專業(yè)知識與技能的基礎之上。非專門、非專業(yè)的機構因職業(yè)差距、體制隔膜以及信息不對稱等技術性原因，無法從事職業(yè)意義上的智庫研究。黨政機關研究室是專門與專業(yè)的政策研究機構。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機構的工作主要存在于政策制定的最后階段，即擬定政策法規(guī)和起草文件等，而較少從事政策規(guī)劃和基礎研究，更缺乏中長期的前瞻性、戰(zhàn)略性的研究，而這本應是智庫研究的主要任務。

我國社科院系統(tǒng)是專門化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但由于歷史原因，社科院系統(tǒng)更多是作為一般性文化單位而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性研究，更多地擔負著文化傳承而非原創(chuàng)性研究的功能。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觀，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中央“三個定位”的要求下，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現實問題研究逐步得到重視，研究能力有所加強，但距離職業(yè)化的現代智庫尚有距離。

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需要要求中國建設一批職業(yè)化的現代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是目前國內距離職業(yè)化現代智庫最近的社科研究機構。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工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轉型提供了歷史機遇。可以預期，隨著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工程的實施，中國社會科學院將逐步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現代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