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更加注重經驗性研究，也許是中國政治學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在社會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哲學社會科學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就要走到社會現實中去，貼近實踐、貼近群眾、貼近生活。

一直以來，學術界習慣將社會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抑或“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一般認為，基礎研究基本上是研究一些理論性的問題，在習慣上也主要是做文本研究。根據多年的科研工作實踐，特別是基于在政治學研究所的工作經歷，我逐步意識到：國情調研，全面系統深入地了解國情，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是政治學者的基本功。基礎研究并非僅僅了解學科的基礎知識，理論研究也絕非僅僅研究理論文本。當今迅速發展變化的時代、當今中國前所未有的創新與實踐，要求當下社會科學、政治學的基礎研究首先從基礎做起，而這個基礎首要的就是：了解實踐，認識國情。

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的“解剖學”

醫學院培養學生要教許多課程，學生從醫學院畢業后會從事許多不同的專業工作，如外科、內科、兒科等等，但所有的醫學生都要學一門基礎課——解剖學。國情調研，就好比政治學以及政治學者的“解剖學”。之所以如此強調國情調研的基礎性、重要性，應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

一曰時代要求。不同時代做學問有不同的做法。我國古來就有兩大做學問的傳統，一是司馬遷所言“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二是商鞅所提倡的“以吏為師”。司馬遷所在的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政治文化成型的年代。承平年代需要的是“統一思想”，自然是要拾遺補缺，完善體系，所做學問是總結性、整理性的，研究“知識”自然多些，文本研究自然多些。后來更有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那時起應算是實行“以儒為師”了。商鞅所處時代則是大變革的時代、變法的時代。變革年代，實踐走在前面。官吏是政治實踐的參與者、制度法規的創造者、社會的管理者，這種時代的新的政治知識往往在他們手上，自然要強調向他們學習。

今天，我們也處于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以往各種理論都不足以直接描述、解釋豐富多彩、迅速變化的社會實踐，各種理論本身也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需要發展。因此，在這個時代做學問，主要方法是要貼近現實，總結實踐經驗，然后再提煉理論。我們要多向廣大干部和群眾學習請教。向干部學習，并非“官本位”思想作怪，而是意在強調貼近實踐、貼近生活。

二曰學科特點。政治學是門“海納百川”的學問。世界上原本沒有“政治”，政治是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在原有社會領域得不到解決而集中轉化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與矛盾尋求一種強制性的解決，這便形成了政治活動。列寧把這種現象歸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伊斯頓則將其抽象為政治系統，是社會系統中負責“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子系統。既然政治問題來自各個社會領域，研究政治、尋求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自然就要尋根溯源，研究政治問題、政治現象產生的背景、根源。因此，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這是政治學的學科特點使然。政治學者應當是視野寬廣、知識淵博的人，好的政治學者應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

三曰辨別能力。20世紀初以來，人類經歷了一個社會科學知識大增長的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社會科學奔涌而入，琳瑯滿目的西方學術常常搞得人頭暈目眩。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與學術，乃至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與學術，對于我們來說都是必要的。但真理是相對的，所有理論都有其產生的背景與條件，都有其適用范圍，也都有其局限性。這就產生了一個對于學習者、研究者來說十分重要和棘手的問題——如何辨認一種理論與學術，了解其背景條件、適用范圍和局限性。這種辨認能力從書本上是學不來的，以邏輯鑒別邏輯、以理論識別理論，只會陷于純粹的思辨，沒有現實意義。

理論的辨別能力來源于研究者的經驗系統。研究者在長期實踐中獲得的對現實世界、政治體系的感知與經驗，據此形成自己判斷的依據。一如我們在上海訪問長江證券研究所時談到的一個例子：一家上市公司年報中利潤奇高，證券分析師馬上指為錯誤。雖然分析師并不知道年報為什么錯，但他根據自己常年研究獲得的經驗與常識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而一些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往往能將種種理論朗朗上口，但未必真解其意，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理論的“俘虜”。真正的學者不能總是透過別人的眼睛看世界，而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這就需要腳踏實地下工夫，扎扎實實地跑路，做調查研究，獲取經驗、知識與才干。

學問是看出來，不是從別人那里“聽”來，也不是憑自己聰明的腦袋想出來的。學問跟著見識長，見識跟著路程長。研究中國，必要先了解中國；熱愛中國，更應了解中國。岳飛的老師周桐常常攜弟子徜徉于中原的名山大川，后來才有了岳飛氣吞山河的壯舉，才有了那印在炎黃子孫心中的“還我河山”。希望我們的年輕學者下個決心，踏踏實實地跑它十年路。在我看來，舍此并無其他捷徑。

國情調研要看“三法”

在調研時，常有人問：國情調研有何方法？甚至有人直言：你們所到之處，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帶著你們走走看看，然后宴請，最后走人。你們能調研到什么呢？！作為專業人士，調研是我們的職業技能，我們必須有本領了解到需要了解真實可靠的情況。總結起來，調研實際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調研對象的“做法、說法和想法”，將“三法”進行對照，并在廣泛調研積累基礎上進行橫向的比較分析，便可得出比較有價值的結果了。

“做法”是指調研對象（地方、單位或個人）的客觀狀況，如資源環境等基礎條件狀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實行的政策措施等等，也應包括存在的問題或遭遇的困難。了解“做法”主要是盡量了解一些客觀情況。“說法”是指調研對象對于自身情況的描述，對于成績、問題、缺點的敘述，以及對于工作指導思想方針的論述，對所實行政策措施的解釋等等。了解“說法”主要是了解調研對象的主觀感受與闡述。“想法”是指調研對象的意圖與愿望。客觀現實與主觀意志之間永遠會存在差距，人們的想法也主要產生于這種差距。一般來說，想法是對規律的認識，是對未來的規劃。“做法”、“說法”是現實中的“想法”，“想法”也許是未來的“做法”和“說法”。

在現實世界里，人們的做法、說法和想法總是不一致的。做法與說法的不一致往往是：做的不說，說的不做；或少說多做，或多說少做；甚至是只做不說或只說不做。想法與做法、說法之間的差距則更大。調查研究首先要注意分析了解“做法、說法和想法”之間存在的差別。了解實際情況、得出正確判斷，往往就產生于對“做法、說法和想法”之間差距的正確分析。比如說，一地實際做法與官方說法之間存在什么樣的差距，是言過其實還是留有余地？為何如此？這是判斷當地領導部門真實想法的重要途徑。對“做法、說法和想法”三法之間差距的判別要以調研經驗為基礎，根據對相關經驗的橫向比較得出相對可靠的判斷。這就需要積累，不具備經驗，缺乏必要參照，則難于作出有價值的分析和判斷。因此，國情調研要長期進行，經驗越豐富，積累越雄厚，就越能作出正確的比較，得出正確的認識。

更加注重經驗性研究，也許是中國政治學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在社會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哲學社會科學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就要走到社會現實中去，貼近實踐、貼近群眾、貼近生活。我們不應把基礎研究、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對策研究對立起來，割裂開來。也許我們可以做一個逆向思考，從當下情況看，國情調研以及相關的應用研究、對策研究恰恰是基礎研究、理論研究的基礎。所以，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是政治學者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