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形象說法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國際背景與歷史起點，但其歷史細節究竟如何，則有待學術研究的進一步呈現。可喜的是，湖北大學教授田子渝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2011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成果，已由學習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以下簡稱《傳播史》）運用歷史研究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歷史脈絡與具體史實進行了全面客觀的分析，既還原了歷史真相，也準確地詮釋了歷史緣由。該書的研究特色有如下幾個方面。

選題的拓展性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過程是一幅歷史長卷，《傳播史》將這一過程分為自然傳播階段、初期（自覺）傳播階段、毛澤東思想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階段。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歷史，學術界已有不少文章、著作論及，但全景式的初期傳播史鮮見，諸多史實也有待進一步澄清。該書從縱向梳理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歷史脈絡，從橫向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涉及的黨派、群體、機構、媒介、渠道、思潮、傳播內容和國際因素等，用大量不可撼動的史實證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正確的選擇。

史料的豐富性

《傳播史》十分注意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所形成、積累的歷史文獻進行了廣泛搜集，發現了不少以往學術界關注、利用不夠的史料。一方面，《傳播史》充分利用《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建設》、《勞動界》等報刊文獻和《勞農政府與中國》、《共產主義與知識階級》、《社會主義討論集》等早期圖書作為立論的史料基礎；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批初期傳播者的全集、文集或早期文稿、文選，以及近年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運動檔案資料叢書及其他相關專題文獻資料，這使得該書引證的史料具有原始性、廣泛性和豐富性。同時，作者對史料的甄別也甚為審慎，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發表的政論文章，《新青年》等主要刊物宣傳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建設》刊載關于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中俄（俄華）通訊社發表新聞稿的目錄，1919—1922年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目等。這種史料考證和整理工作頗費工夫、頗見功力。

觀點的創新性

《傳播史》依據新史料，從歷史事實出發，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是近代中國救亡運動在思想領域的必然結果，并非外來政治勢力切入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主要渠道，除日本、蘇俄、歐洲渠道外，還有美國渠道；1921年6月在漢口發行的小冊子《共產主義與知識階級》，體現了中共一大召開前夕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認識的最高水平，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做了輿論準備，但這一重要史料長期為學術界所忽略；瞿秋白并非我國傳播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1919年7月《晨報》副刊刊登的譯文《馬氏唯物史觀概要》即已開始介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幕于1922年開啟；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革命”取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提法，有與國民黨提法相統一的考慮，也有共產國際的背景，是中國共產黨對列寧東方革命理論的獨創性回應，等等。這些觀點具有創新性，言之有理，澄清了一些歷史事實。

在人物評價上，《傳播史》將人物置于特定的歷史中去評判，盡量回歸傳播初期的歷史語境。充分肯定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毛澤東、楊匏安等人的先鋒作用；同時也對李漢俊、施存統、張申府等人的歷史功績給予實事求是的肯定；即使是對于戴季陶、周佛海、胡漢民等人，也不因之后的政治態度、歷史表現予以全盤否定其在初期傳播中的作用；另外還對一些被歷史塵埃淹沒的人物，如袁振英、李季等，也力求客觀地再現其在初期傳播中的歷史活動。這些描述與敘事，體現了作者客觀的治史態度與求真的治史精神，具有較強的說服力。難能可貴的是，《傳播史》刊登了近300幅珍貴圖片，不僅使《傳播史》圖文并茂、立體鮮活起來，而且許多圖片是第一次展示，增加了著作的史料含量。

總之，《傳播史》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不僅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的研究，也為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理論提供了方法的啟迪、視野的借鑒。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