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師范大學黃開國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羊》學發展史”（項目批準號為07BZX033），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2012年4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

　　這項成果將整個《春秋公羊》學發展史分為六個階段：戰國的形成、西漢的興盛、東漢的成熟、漢后至清的衰落、清代的理論復興、晚清與近代的嬗變，并且對六個階段進行了詳細、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各個不同階段的理論內容與特色。

　　形成階段的《春秋公羊》學是儒家《春秋》學的一個學派，是一套為結束戰國各國之間的戰亂、企求實現中國一統的政治理論，其成果為《公羊傳》。《公羊傳》絕非公羊氏一家之學，而是整個齊學《春秋》學的成果結晶。此時的《春秋公羊》學其理論較為平實，是以文王之正為內涵的大一統為核心觀念的理論體系。其中三世異辭等說成為了后來《春秋公羊》學發展的基本內容，而以文化、道德高低來區分夷夏之辯，則為中國文化提供了正確處理中國與四周各國關系的準則，對中華民族大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這一階段的《春秋公羊》學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對《春秋》書與不書的書法解釋充滿了靈活性。

　　興盛階段的《春秋公羊》學是在經學的國學地位確立后的時代顯學，是西漢今文經學的主要派別。它與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系，為經學統治地位的確立與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論服務。西漢《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具有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強調統治者道德修養的積極意義，但也有被利用為君主專制辯護、成為思想專制的武器的弊端，并且后一個方面的意義被日益強化。董仲舒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他的《春秋公羊》學以貴元重始的王道為中心，首次提出了孔子改制說、三統說等，為《春秋公羊》學提供了哲學與歷史觀的依據，尊王的大一統是其理論的重心；他的《春秋公羊》學最有時代意義的是將儒家的革命說變為經學的改制說，適應了歷史轉折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變化；他對《春秋公羊學》的解釋，強調《春秋》無通辭，對《春秋公羊傳》訓解的靈活性精神做了全面的發揮，形成了解釋《春秋公羊》學的方法論。此階段的《春秋公羊》學與現實政治的聯系最為緊密，也因此而獲得了肥沃的成長土壤，其發展達到了最興旺的階段。但天人感應理論的引入，使《春秋公羊》學開始有了較多的可怪之論。

　　成熟階段的《春秋公羊》學，是經歷了西漢末年讖緯神學興起，今文經學的神秘化、繁瑣化與東漢古文經學大發展后形成的。這時的《春秋公羊》學，已經變成了經學傳授中的一門學問，缺乏與政治的緊密聯系，因而也失去了西漢的顯赫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東漢末年的何休。何休所著的《公羊解詁》對《春秋公羊》學的理論做了系統的總結，其的特點是以例言經，缺失了《春秋公羊》學的靈活性。他以三科九旨統宗《春秋公羊》學理論，對王魯、五始、七等、六輔、二類等義例做出了詳細的論說，并吸收當時哲學界的成果，以元氣釋元，使元年之元獲得了哲學的最高意義，特別是他提出據亂、升平、太平的三世說，承認社會是一個不斷進步的漸進過程，代表了古代歷史觀的最高水平。三世說所說的由內及外的大一統，通過道德進步的空間擴張來實現，具有強調道德的決定性意義。這表明何休的《春秋公羊》學最重視道德的意義，與董仲舒特別注重王道的政治關懷是不同的，這是時代變化在《春秋公羊》學的反映。但此時的《春秋公羊》學也受到了讖緯神學的深刻影響：何休以讖解經，附會孔子為漢制，其可怪之論更為突出。

　　衰落階段從東漢末年到清代中期。這個階段可分為兩個小階段，一是從三國迄五代十國，此時《公羊》學雖然已經明顯衰微，但是，漢代經學的影響還存在，研治《公羊傳》的人與著述仍時見于史記，并有《春秋公羊傳疏》的成書。這部書忠實于何休的訓解，是理解何休《解詁》所必經的津梁。從宋到清代中期，隨著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四書學取代五經，《春秋公羊》學進一步衰落，它僅依附《公羊傳》的經典地位、作為經學中傳授的一門學問而存在。此時的《春秋公羊》學幾乎沒有理論的發展，更無重大社會反響，盡管一些學者如劉敞、趙汸的著作對《春秋公羊》學有所觸及，但已經沒有《春秋公羊》學的專門著作問世了。

　　理論復興階段，僅僅是在理論上對西漢《春秋公羊》學的回復，是乾嘉漢學走到末路，經學為尋求新的理論出路，而向歷史理論資源的尋求，其對西漢《春秋公羊》學有恢復之功，但缺乏《春秋公羊》學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真精神。這個階段以莊存與為開端，開始在《春秋》三傳中重視《公羊》之義，經過莊述祖到劉逢祿，轉變為重視三科九旨的經學微言，形成了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的常州學派。劉逢祿作為代表人物，其《春秋公羊》學以回復董仲舒、何休相標榜，以三科九旨統《公羊》，以《公羊》統《春秋》，以《春秋》統六經，將三科九旨視為整個經學的根核所在。劉逢祿開啟了以《公羊》遍說群經的風氣，并重啟漢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但此時的理論復興在方法論上，深受乾嘉漢學治學方法的影響，不僅在解釋《春秋公羊》學的理論上，多文字訓詁名物制度之辯，而且在《春秋繁露》的整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嬗變階段以晚清的廖平、康有為為代表。劉逢祿的學生龔自珍、魏源為其過渡的中介，學術界以為龔、魏的《春秋公羊》學或今文經學有批評時政、主張社會改革的意義，其實他們的《春秋公羊》學或今文經學并沒有與社會現實結合的證據，到了廖平與康有為，《春秋公羊》學才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與劉逢祿發明三科九旨不同，廖平與康有為都以孔子改制說為《春秋公羊》學的根本，講求托古改制，具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時代特點。但二人又有很大的不同，廖平是從迷信孔子與孔經的立場，來發揮《春秋公羊》學的，他對孔子、孔經做出了古往今來從未有過的神化，試圖為古今中西之爭找到解決的法寶；康有為則是利用孔子改制說，打著孔子的旗號來宣傳維新變法的政治主張，為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制造理論根據。廖平孔子改制的實質是綱常名教，而康有為孔子改制的要害則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廖平在理論上的破產，康有為在政治上的失敗，都無情地宣告了經學的終結。這說明《春秋公羊》學及其經學，可以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提供理論根據，但決不能為近代民主政治開出光明坦途，更不可能提供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藥方；然而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我們可以對《春秋公羊》學做批判性的揚棄，吸收其有價值的成分，為當代的政治民主建設提供理論借鑒。

　　鑒定專家點評：

　　浙江大學董平教授：該成果為目前學術界所僅見的關于春秋公羊學史的研究專著，堪稱體大而思精。該成果從《春秋》一書的性質、《公羊傳》的形成開始敘述，對中國歷史上從董仲舒開創公羊學之后直到康有為為終結的重要的公羊學家都進行了相當細致而又有重點的研究，特別是對董仲舒以及東漢何休的研究，極為系統而且完整，多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處。如對于董仲舒詮釋方法的揭示，對人們恰當理解董仲舒的思想，極有啟迪作用。對何休《公羊解詁》的系統研究及其對后代春秋學之影響的揭示，同樣超越前人。作者對經學的歷史及古今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資料相當熟悉，從第一手資料出發，引證極其宏富，探幽發微，言必有據，又能立足于整個經學史以及當代意識而立論，深見其相當深厚的經學功底與寬闊的學術眼界。至其學風之平典質實，不事游談，尤為今日學術界所不多見也。

　　西南民族大學楊翰卿教授：該成果是作者在大量精讀文獻基礎上的潛心研究、深刻思考、多有創獲之作。其對于我國《春秋公羊》學說史所做的系統深刻闡述及詳盡詮解，具有重要的學術貢獻價值和文化積累意義。在關于《春秋公羊》學史總體性研究至今鮮見的情況下，該成果作者奉獻出此部較有分量的成果，對于《春秋公羊》學史研究的進展，具有重要的推進意義。成果中對于《春秋公羊》學史的研究，作者不囿成說，獨立思考，有的問題能夠對長期以來的一些流行的觀念，提出言之有理、持之有據的商榷意見，從而對整個《春秋公羊》學史做出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春秋公羊》學各個發展階段與重要經學家的理論特質。同時，成果中揭示的《春秋公羊》學一些有價值的思想觀念，對于當代和諧社會與民主政治建設具有借鑒意義。注意對于《春秋公羊》學思想糟粕和理論雜質的否棄，持論公允，對于我們今天批判繼承、弘揚創新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