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師范大學扎布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印度婆羅門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項目批準號為08BZW083），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2012年2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成員：桑本太、仁青多杰、多旦。

　　中國和印度，自古以來一直是睦鄰。這兩個具有歷史上最輝煌的人類文明傳統的大國，在精神與物質文化的許多領域中進行過廣泛的交流。

　　印度作為東方的文明古國，在古代一直對周邊國家和民族產生著重要影響。從歷史上講，印度與我國藏區的交流尤為密切，至少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

　　古代印度，為人類創造了獨特而燦爛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之一，而且延續至今，未曾中斷。印度古代文化的最高形式是婆羅門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婆羅門教（后來發展成為印度教）及婆羅門文化是印度文化的正統，而佛教及佛教文化為非正統文化。公元七世紀，吐蕃正式引進印度文化時，選擇的是佛教文化。由于在佛教看來，婆羅門教為外道、異教，因而歷代吐蕃贊普嚴格禁止婆羅門文化輸入吐蕃。然而事與愿違，婆羅門文化憑借著自身巨大的魅力，慢慢通過各種途徑滲入進了吐蕃。

　　藏族文化也曾受到印度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印度佛教文化對藏族文化的影響外，印度婆羅門文化對藏族文化也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在藏文《大藏經》中就有許多關于婆羅門文化的重要經典和文獻。然而，藏族前賢們的研究著作，卻均未涉及印度婆羅門文化的專門研究以及婆羅門文化對藏族文化的影響、藏族對婆羅門文化的借鑒和吸收等；國內外藏學界有關印藏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也僅限于佛教文化方面，因而至今人們仍無法全面了解中印文化交流的全貌。

　　基于以上事實，這項成果把印度文化與藏族文學這一主題置于印度與藏族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以文化對文學的影響為切入點，以婆羅門文化對藏族文學的影響為主線，較為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古代印藏文化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項成果除結語和后記外，共設九章。第一章為導論，從印度的自然、人與文化，印度文化的世界影響以及印藏古代文化關系三方面，探討印度古代文化的縱橫發展，印度文化的淵源和特性，古代印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方法、成果和經驗。

　　第二至九章為論文主體部分。其中第二至八章，分別選取吠陀經典與藏族古典文化、婆羅門神話與藏族古典文學、婆羅門史詩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婆羅門詩人迦梨陀娑與藏族古典文學，婆羅門故事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婆羅門政治倫理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婆羅門性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七個重要論題進行系統研究。印度婆羅門文化豐富多彩，獨具特色，自成體系。婆羅門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對藏族文學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一方面來自佛教文化中的婆羅門文化因子，另一方面，藏族古代文獻中也有大量譯自印度的婆羅門文化經典。這項成果研究發現：藏族著名神話《斯巴之卵》和《獼猴與羅剎女》，就與印度《梨俱吠陀》和《羅摩衍那》有著淵源關系；被稱為“印度的馬基雅維利”的考底利耶的政治學名著《實利論》的縮寫本譯文在藏文文獻中至今保存完好，藏文文獻中還有古印度瑟桑夏阿遮利耶的性學名著《欲經》，這些著作對藏族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藏族《尸語故事》并非學界認為的那樣出自龍樹菩薩手筆，而是藏族民間藝人和藏族文人根據婆羅門故事框架創作而成的，等等。這些驚奇的發現對我們研究和探討印度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的關系具有全新的啟發：印度婆羅門文化也是藏族古典文學乃至藏族古代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

　　這項成果第九章重點討論了印度古代著名詩人馬鳴與藏族古典文學的關系。馬鳴是古代印度最著名的文學家之一，是處于古印度蟻垤仙人與迦梨陀娑之間的一座文學高峰。馬鳴雖然后半生皈依佛門，成為聞名遐邇的佛學家，但在他的前半生，他又是舉世無雙的婆羅門教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譯成藏文的佛教理論和佛教文學作品中，仍然能看到許多婆羅門教文化的蛛絲馬跡。他的許多文學作品一直是藏族古典文學的范本。藏族頌贊文學、大詩、本生文學和傳記文學幾乎可以說是在馬鳴作品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項成果通過考察馬鳴作品在藏地的傳播與影響，從佛教文化這一側面開掘了婆羅門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關系研究的路徑。

　　通過研究，這項成果認為：藏族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從來不是在一個自我封閉的狀態中完成的。印度與藏族文化交流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對外來文化的借鑒和吸收，沒有異質文化融合，藏族文化便沒有如此的博大精深。藏族文化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斷吸取外來文化，早已不是原始苯教文化時期所確立的那些基點了，古印度佛教文化與婆羅門文化賦予了它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不了解印度與藏族文化交流的歷程，就難以把握藏族文化的流變，就無法梳理藏族文化的頭緒。會通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在具有濃郁民族特色和風格的藏族文化中，既有來自印度與漢地的佛教文化成分，同時也有印度婆羅門文化的重要因素。

　　印度婆羅門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的關系研究，既是一個充滿魅力的研究領域，又是一個艱深的學術探索。這項成果研究涉及宗教、哲學、藝術、文化、文學、文獻、民俗等諸多學科領域，其作者以文化的視野，比較的方法，進行了多方面綜合性研究與探索，并且始終貫徹辨證唯物史觀與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

　　這項成果的創新之處在于：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印度婆羅門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的關系，這是前人幾乎沒有涉足的領域。因而，這項成果開拓了藏學研究、中印文化關系研究新的領域，并為印度文化與我國其它民族文化關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這項成果具有較好的理論價值和學術意義：首先，在學術上起到了填補空白的作用，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較高的學術基點。它由關注印度婆羅門文化與藏族古典文學的關系帶動印度與藏族古代文化關系的系統研究，使印度與藏族古代文化關系研究走出了低谷。其次，針對當今藏學界大多數學者在研究藏族文化時，過分強調佛教文化，忽略甚至刻意回避婆羅門文化對藏族文化影響的現狀，喚起學者逐漸對印度婆羅門文化與藏族文化關系的重視，使更多的學者認識到婆羅門文化對藏族文化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再者，對中印文化關系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有所助益，對改變目前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中忽視印藏文化交流的現狀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作為整個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藏族文化既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對漢族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印度文化的個別文化現象或類型通過藏區傳入內地，使漢族通過藏族間接接受了印度文化。元代以來，這種影響尤為顯著，但由于種種原因，以往的研究對此沒有足夠的重視，均未對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印藏文化交流部分加以系統研究，這項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