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生命源于史料。自1990年代初以來，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在徽州作過數十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個人收集文書總數多達1萬件（冊）。以這些“新發現的民間珍稀文獻為中心”，十年一劍，王教授將其研究整合成新作《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社會史研究》（以下簡稱《村落史》），并入選2010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王教授發現，徽州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日常生活中具有濃厚的契約意識，這使得徽州鄉村的人際關系主要以“契約和理性”為其支撐點。但與以往學者主要專注于商業、土地關系和訴訟案卷等專題研究不同，王著著眼于徽州社會史特別是民眾日常生活，為我們展示了徽州社會的不同側面：從民間組織看村落社會的運作，如宗族經濟運營和大小姓紛爭、儺俗之保安善會和迎神賽會之“五隅”；從生活角色看“禮生”的活動；從共同體意識看契約意識的民間滲透等。這些不同側面展示的村落社會史，將人們熟悉的由宗族、徽商和山村構成的徽州社會進行了細節性還原，不但清晰了往昔徽州的影像，而且與以往的一些歷史想象頗為不同。
　　這種不同得益于珍稀的村落文書以及對文書的田野解讀。《村落史》指出，村落文書中對社會史研究最有價值的是日用類書，因為它最為貼近民間生活，通過各種“活套”，反映諸多日常慣例；如果將一地風俗形容為文章中的句子，那么，這些“活套”則反映了風俗內在的“語法”結構。經過對民間日常類書的學術檢視和細致整理，王著發現，已經引起學術界關注的《萬寶全書》系列過于制式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常生活。遺存在民間的日用類書稿本或抄本，如婺源萬安鄉長城里《目錄十六條》，才是真正反映龍尾村落共同體生活的第一手資料，而且，以此為藍本還可以印證和糾正利用坊刻民間日用類書所引起的偏差。《村落史》對這種珍稀資料的運用可謂匠心獨運：每一部分以某種村落文書為中心，結合其他豐富的相關文獻，相互印證，彼此補充，呈現了一份完整的村落史；在對某個村落的專門敘述中體現著徽州地域社會的普遍情形。這樣的實證性研究，最終達到了作者預設的目標：確立村落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地域類型，從而為村落社會地域類型的比較研究奠定可靠的基礎。
　　長期奔波于鄉野的王振忠教授發現，當年在徽州民間，幾乎每個村落都有類似的日用類書存世，用以指導人們的日常生活，處理民眾彼此應酬交往的相關事務。他清醒地意識到，沉寂的文本背后有著生動的日常生活。事實上，徽州村落文書中的不少記載有著明確的來源地，均可放回到當地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正是秉持著田野調查的理念，作者看到了文獻中沒有的記載，或與文獻記載并不完全一致的社會文化現象。也正是通過田野解讀，《村落史》的許多觀念發前人所未發。比如，通過厘清大小姓紛爭的復雜過程指出，明代中后期以降，生活于宗族網絡中的徽州人之所以重視修譜，絕非僅僅在于一般意義上的身份認同，或者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重在構筑商業網絡，更重要的還是基于現實生存的迫切需要。還是在田野調查中，《村落史》發現了以往徽州社會研究所不曾涉及或淺嘗輒止的重要問題。如對作為地方經驗傳承人“先生”（或曰“斯文”）的專門考察；在對祭祀方式探討后指出，與宗族組織相表里，“五隅”和“文會”脈絡相承，成為地方上最重要的議事機構；以及對村落近代變遷（股份化經營、商業化運作）與民間社會應對能力的關系揭示；等等。
　　綜上，《村落史》以其新穎的主題選擇、新異的史料形態和新銳的文獻解讀方式，給未來的社會史研究貢獻了十分有價值的意見。
　　（作者為蘇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