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實施以來，始終秉持關注中國、關注文獻和文化的學術思路，以文獻為基點進入中國文化，從文化的視角理解中國文獻，通過把握二者之間的多重關系，發掘中國文獻的民族文化特色，理解中國文化形成的文獻背景。

　　中國古代文獻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體現在文獻的生產、傳播及其闡釋運用上，它對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形塑，既廣泛又深入持久。中國古代文獻起源極早，類型繁多，數量極為豐富，即使從殷墟甲骨文算起，也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從甲骨的集中存放來看，殷商時代就有了文獻保存的自覺意識。中國古代文獻的類型，除最為常見的書籍以外，還有甲骨鐘鼎、文書卷子、檔案、信札、碑志、契約、賬冊、書畫等，不一而足。僅就各類書籍而言，到15世紀末，中國出版的圖書數量比世界各國的總和還要多。現存古籍文獻（不包括出土文獻）即有8萬余種，其物質形態包括甲骨、青銅、竹帛、玉石、紙張等，其體制形態包括卷軸、冊頁、簡牘等，其制作方式包括鐫刻、鑄造、抄寫、拓印與刊印等，其版本形態包括稿本、鈔本、活字、刻版、石印、鉛印等。每一種文獻形態都是了不起的文化創造，有著不可磨滅的文化功績。

　　濫觴極早的文獻意識，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為一種突出的文獻傳統，源遠流長。無論對于文獻之衍生傳承，還是對于文化之生生不息，這一傳統都是強大的推動力。《論語·八佾》載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這里的“禮”，固然應當理解為狹義的禮樂制度，也可以稍加擴展，理解為文化制度甚至整個歷史文化。孔子對文獻的重視，可見一斑。這種觀念經儒家闡揚，在中國歷史上樹立了一個高度重視文獻的傳統，從而為中華文化之延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中國古代文化的繁榮，五千年漫長文明的承傳，莫不以文獻為基。中華民族“四大發明”中紙與印刷術的發明，即是在古代文獻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完成的。

　　嚴格地講，孔子之所謂“文獻”，其含義與今天的“文獻”微有不同。宋儒朱熹《四書集注》解釋云：“文，典籍也；獻，賢也。” 正因有感于“文獻不足征”，孔子后半生才傾注心力于辦學和整理古代文獻：辦學旨在培養賢人，整理古代文獻則意在典籍的承傳。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實質上他是述中有作，即使稱引使用，也往往融入自己創造性的闡釋與理解。從“述而不作”中，不僅發展出中國特色的文獻衍生方式，即以基本文獻為中心，層層衍生，造就文獻的豐富與文化的繁榮；而且發展出一種以經典文獻為核心的思想文化創新模式，引經據典，以復古求革新，成為言文表達與思想論述的常規策略。因此，孔子對《詩經》、《周易》等經典的整理方式和闡釋方向，從根本上影響了中國文獻與文化傳承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獻和中國文化是同構的，二者“述作同源”的核心價值是對傳統的尊重，在繼承中求發展，守正創新成為最穩妥的訴求。

　　悠久的文獻傳統、衍生的文獻形態、以典籍為主的各類文獻，編織成一個巨大而復雜的文獻網絡。在這個網絡中，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無論是儒家文獻還是佛道文獻，無論是官方文獻還是民間文獻，雖然在時代、立場及其宗旨上千差萬別，各有畛域，但又相互交融，彼此互涉，體現出從內容到形式，多層次、多維度的交叉融匯。前人謂六經皆史，從文獻的交叉性與相關性來看，豈止如此。可以說，任何文獻之間都有親緣，只是遠近親疏不同而已。對于中國傳統文獻的研究，如果局限于單一學科的視角，輕則難以深探其奧義，重則割裂文獻整體性，是無法取得對中國文化的全面理解的。

　　要之，從古代文獻出發，以中國文化為背景，開發中國傳統文獻資源，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方法，商量舊學，融匯新知，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我輩學者當責無旁貸，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首席專家、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