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迅速傳播，中國經濟學家面臨更大的挑戰，一邊是目不暇接的現代經濟理論，一邊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經濟改革實踐。解釋中國現象、發展現有理論體系，這是歷史賦予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和機遇。復旦大學教授袁志剛所著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成果——“均衡與非均衡：中國宏觀經濟與轉軌經濟問題探索”（以下簡稱《均衡與非均衡》）一書，記錄了一位中國經濟學家20年的學術思想，將對經典非均衡理論的解讀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探究集為一體，用思想的鋒刃剖析現實世界。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并沒有拘泥于現成的理論解釋，而是圍繞特征事實，告訴我們一系列關于中國的真實故事。
　　其一，非均衡作為中國發展的主要特征，既是壓力，也是動力。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作者總結了五大矛盾，即GDP增長與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矛盾；GDP增長和就業增長的矛盾；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矛盾；國內外經濟利益的矛盾；社會貧富矛盾。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經濟增長由地方政府的投資驅動以及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缺乏內在的創新驅動。全球金融危機后，政府采取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同時配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這樣的政策組合下，與全球經濟低迷相對照，中國2009年和2010年仍然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長速度。作者在2010年及時指出了其中的問題，一是通脹壓力加大，資產泡沫化程度加劇；二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三是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
　　盡管如此，作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抱有十分樂觀的預期。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資源錯配，如民營經濟融資艱難、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到限制、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等。換個視角看，若能糾正資源錯配，未來經濟增長仍有較大空間。
　　其二，中國東部經濟圈仍具有較強的吸納能力，勞動力和資本應在東部進一步集聚。該書“土地制度與中國城市結構、產業結構選擇”一章，提出當前“扁平化”的城市結構導致城市土地的容積率小，人才、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的使用效率低，產業重構等問題，應該大力發展東部大都市圈以及中部的平原都市圈。土地制度改革是突破口，作者提出了“土地指標市場交易”的方案，這一交易在某些地方已經局部性進行，更有意義的做法是在全國層面開展。
　　其三，中國的工資上漲并不說明“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該書用兩個章節討論了“劉易斯拐點”這一命題。在劉易斯的二元模型中，在拐點到來之前，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只要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就會導致大量勞動力轉移到現代部門，因而現代部門的工資維持在穩定水平，當勞動力轉移完成后，現代部門的工資將由勞動生產率決定，工資開始上漲。然而，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有一定歧視，農民工的工資及其增長長期低于城市勞動力。在政府開始消除這些歧視時，表現為農民工工資上漲，但這并不表明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時代已經結束。
　　其四，中國居民消費不振的原因主要是收入風險較大，僅僅強調收入增長并不一定能刺激消費。該書有關消費的幾篇文章均從研究居民跨期的消費決策入手。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翻了幾番，但消費水平并未隨著收入增長而同步上升，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還在于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在市場經濟中大大上升。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健全住房信貸等耐用消費品消費信貸制度等。
　　其五，中國經濟缺乏動態效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僅與人口老齡化有關，而且需要考慮到經濟的動態無效。在中國，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一直是熱點問題。作者的研究是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展開，揭示了社會保障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經濟增長又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收益率，從而為選擇一個合適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依據。作者認為中國經濟缺乏動態效率，儲蓄水平高于最優水平，因而在中國，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即由工作人繳費贍養老人）仍然是更合適的選擇。
　　總之，《均衡與非均衡》一書讓我們充分領悟到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今天，中國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重要問題，這為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也賦予了中國經濟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者為復旦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