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邊疆政策研究中，滿蒙關(guān)系始終是研究重點。一方面隸屬清朝的漠南蒙古王公貴族享有高官顯爵，在旗內(nèi)權(quán)力極大，另一方面為表明其對清廷的臣服，也負有出丁服兵役、歲時進京朝拜（清初稱朝集，乾隆后稱年班）等義務，因此年班制度無疑是清代對蒙政策的重要一環(huán)。但在《清會典》、《清實錄》等史料以及前人研究論文中，雖然曾提到自順治八年令蒙古王公分為兩班，循環(huán)朝會，但兩班如何分類，如何輪換，則語焉不詳。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出版的清代理藩院滿文題本中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論述，恰可補充這一學術(shù)空白。

　　第一、關(guān)于兩班朝集的運行模式。根據(jù)理藩院題本的記錄，朝集需朝廷事先通知，并非年年按例。順治十七年十月初三，因年班一事理藩院上題：“（滿文漢譯文）外藩王、貝勒等年班來朝，令編為兩班。向例，冬季首月，外藩四十五旗聽事之人來后，令將到之班次王、貝勒等動身。如若令其停往，則請旨于十月傳諭聽事人。臣等議：今有事之年，然外藩公主、格格、王、貝勒、貝子、公等若悉數(shù)前來，錢糧迫乏，故本次年班陛見之王、貝勒、貝子、公、臺吉等可暫停，臣等不敢擅專、敬題請旨。”孟冬月即農(nóng)歷十月，則每年十月，清廷會通過理藩院發(fā)出是否朝集的指令，無論成行與否，都會通過蒙古各旗派駐京城的“聽事人”下發(fā)。該題本建議，“因錢糧迫乏”，故次年歲時朝集暫停。由此可見，終順治一朝，朝集都需要理藩院具體商定，遠未形成固定制度。

　　第二、關(guān)于朝集的兩班成員構(gòu)成。根據(jù)順治十七年二月十五日理藩院關(guān)于會盟一事的題本，當時漠南蒙古已有四十七旗，興安嶺以北二十二旗，興安嶺以南二十五旗。每年年班之前，其中四十五旗聽事人需在十月齊集，聽候朝廷下發(fā)旨意。但每班次成員如何構(gòu)成，兩班成員怎樣輪換，均未提到。

　　唯一詳細開列過一班朝集成員的題本為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十上題，根據(jù)成員名單所涉及的旗為：察哈爾一旗、科爾沁三旗、巴林一旗、敖漢一旗、奈曼一旗、蘇尼特一旗、鄂爾多斯二旗、四子一旗、浩齊特一旗、喀爾喀右翼一旗、阿巴噶一旗、烏珠穆沁一旗、扎嚕特一旗、扎賚特一旗、翁牛特一旗、郭爾羅斯二旗、土默特一旗、喀喇沁一旗、烏喇特一旗，共二十三旗。另外將附牧于翁牛特旗的喀喇齊哩克部單列，無疑該部并未設旗，但此事說明該部當時在翁牛特仍頗有影響。若上述為一班，另一班則當為：科爾沁三旗、巴林一旗、蘇尼特一旗、鄂爾多斯四旗、浩齊特一旗、阿巴噶一旗、烏珠穆沁一旗、扎嚕特一旗、翁牛特一旗、土默特一旗、烏喇特二旗、喀喇沁一旗、杜爾伯特一旗、阿魯科爾沁一旗、克什克騰一旗、茂明安一旗，共二十二旗。兩班合計四十五旗，歸化城土默特兩旗雖已編旗，且當時參與會盟，但未設置扎薩克。總計恰好為四十七旗。

　　可以確定此為順治十二年時兩班朝集成員，但目前仍不能驟下結(jié)論，稱此即為順治年間每年朝集的兩班固定成員，如果已形成制度，則典冊中應有記載，但《會典》等史料未置一詞。據(jù)此推論，兩班次尚為慣例而非制度，但成員已趨于固定化，后世年班制度化也以其為基礎。

　　第三、關(guān)于兩班王公“循環(huán)參加”朝集，也并非今人理解的“輪換”。首先，每班構(gòu)成雖有上述成員規(guī)定，但其能否參與朝集還需理藩院上題皇帝批準；其次，兩班并非固定輪換，有可能連續(xù)兩次均為同一班成員。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理藩院在題報次年年班來朝事提及：“（上諭）此中人等，王、貝勒等未出痘（即未得天花）者勿來、已出痘者盡量令入。故遵諭，命已出痘之科爾沁札薩克圖郡王、鄂爾多斯額琳沁貝子、土默特固穆公、喀喇沁色棱公盡可能前來，其余因未出痘，止其前來。今順治十三年年班將至，此未出痘令止之王、貝勒等，是否命其前來？或令另一班王、貝勒等前來？臣等不敢擅專，為此敬題請旨。”

　　該規(guī)定無疑從皇帝健康角度考慮。從其余題本看，是否出痘并非進京的必要條件，但必須加以考慮。此處理藩院提出兩種備選方案：或是順治十二年因未出痘當時未曾年班者前來，或是由另一班成員前來。說明兩種辦法皆為可行，最低限度也不違反朝集規(guī)定。由此可見，順治時期，朝集所謂“兩班循環(huán)”，并非今日意義上的固定“輪換”，而是根據(jù)清廷的意愿以及防疫、錢糧狀況等，酌情決定各班次參與者，甚至取消該年度朝集。因此，很多王公很有可能連續(xù)數(shù)年不得前來。但宏觀規(guī)劃中，兩班成員為固定分配，一般不會讓分屬不同班次者一并前來。綜上可以看出，順治朝除沿襲傳統(tǒng)，實施朝集制度外，對朝集管理已有基本想法與雛形，唯尚未完全制度化，可說是制度嘗試初期。

　　第四、關(guān)于朝集接待。大量外藩王公進京陛見，其中涉及到住處、禮儀、規(guī)格、接待方式等大量禮賓問題，而這些細節(jié)在史料中很多付之闕如，題本中也僅涉及到外藩王公住處一事。順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理藩院上題關(guān)于外藩住處時提及：向例有四處駐地供來京王公使用，但在順治十二年，其中兩處已被轉(zhuǎn)讓于鑲白旗索渾與靖南王之子。很遺憾文中并未提到駐地的具體地點，但根據(jù)清代記載與當時北京城區(qū)劃，二者均應位于北京內(nèi)城。靖南王耿精忠康熙二十年被處死，其府邸后歸乾隆第八子永璇，改稱儀郡王府，位于今日西長安街路北、府右街以西，清代昭梿《嘯亭續(xù)錄》及《京師坊巷志稿》等典籍均有記載。不知賜予靖南王之子者，是該處抑或其附近。

　　索渾時任滿洲鑲白旗護軍統(tǒng)領(lǐng)，據(jù)載鑲白旗護軍統(tǒng)領(lǐng)署位于東城驢市胡同，即今禮士胡同。而順治時鑲白旗內(nèi)城駐地也位于此處，據(jù)《欽定八旗通志》中《旗分志》載：“鑲白旗居朝陽門內(nèi)北至朝陽門大街，南至單牌樓，西至皇城根，東至城根”。這里單牌樓指東單牌樓，即今之東單，皇城根即今之東皇城根。以此推論，賜予索渾之宅第應在此范圍之內(nèi)，恰好與前述賜靖南王子者東西相對，均位于內(nèi)城南部。加之清代理藩院衙門同樣位于今日東長安街路北，緊貼東皇城根東南角。雙方距離不遠。

　　通過以上兩處地點考證，可以看出：第一、雖然該兩處不復作為驛館使用，但新增地應在其左近，對照而言，兩地基本對稱，以此推斷，四處地點很可能分布于內(nèi)城四個角位。如若屬實，另兩處則位于內(nèi)城北部。第二、接待駐地貼近皇城根，并距理藩院衙門不遠，這種安排很可能出于方便接待、便于王公覲見考慮。

　　順治十三年歲時朝集較以往不同，主要由于順治十二年清朝與喀爾喀蒙古議盟后，厄魯特、喀爾喀歲時朝貢通好，雙邊開始往來，而內(nèi)扎薩克蒙古歲時朝集與厄魯特、喀爾喀兩部的朝貢在本年度同時進行，致使原本四處駐地不敷使用，需另行備辦。所提及另擇兩處于“京外黃寺之南”。黃寺又稱雙黃寺，因東西兩黃寺得名，始建于清順治九年，為接待五世達賴來京而建，建成時因處京城之北，稱“后黃寺”或“北黃寺”，后將東臨普凈禪林改稱“東黃寺”，故此處又名“西黃寺”。其地處北京內(nèi)城安定門外，即今黃寺大街，為中國藏傳佛教高等佛學院所在。

　　理藩院將新歸附之厄魯特、喀爾喀指定住于京外黃寺附近，或許有兩方面考慮，其一，該兩部均為藏傳佛教徒眾，安排于五世達賴曾駐錫的黃寺，一方面便于其從事禮佛等活動，以示清廷對其考慮周詳；另一方面借五世達賴之地位與威望進行羈縻，使之心生虔敬，不致造次。其二，該兩部新議盟未久，徑直入城恐生變故，于城外或多或少有監(jiān)視防范之意。相對，內(nèi)扎薩克蒙古歸附日久，可以看出安排其駐于內(nèi)城之舉沿襲日久。一則相熟人等、無所顧慮，再則地近宮闕、以示優(yōu)渥。從相關(guān)安排中，可以看出理藩院對禮賓問題頗下一番功夫。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此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