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有靈性的生物，對其生存意義之究竟不能不有所關顧，即通常所謂的“終極關懷”。而當終極關懷以終極思考的方式展示出來時，我們就有了哲學。哲學思考要窮源盡委，往往以追索終極真理為目標，終極真理不可能存在，思考的目標實難達到，但充當思考動力的終極關懷卻源源不絕地在發動著。一方不停地推進，一方又始終落實不到目標，于是哲學永遠行進在途中，這也便是很多人之所以迷戀上哲學思考的緣由。

　　說哲學“永遠在途中”，并不意味著它停滯不前。恰恰相反，它經常呈現為不斷前進、變化的運動過程，具體表現形式便是哲學史上反復出現的提出問題與解答問題的努力。嚴肅而深思的哲學家們每提出一個新問題，往往就能打開一片耐人探究的新領域，而為解決這個問題所采取的各種嘗試，亦為充實與豐富這方面領域的探究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哲學便是這樣不斷地更新和拓展著自己的思維空間，并藉以促成人類思考方式愈益向前發展。相比之下，我個人似更傾向于提出問題的重要價值，我認為其對于思考方式的更新具有決定性作用，至于為解答問題所展開的種種努力，盡管也有助于促進人們的思考，尚非關鍵所在，因為各個領域的問題都必然要關聯到哲學本原問題，而說到底，“本原”是不可能予以徹底“解決”的（那樣必然會陷入對“終極真理”的迷誤），一切為解答問題所作的努力，再好也只能達到在這個領域內窮盡其可解數的程度，且最終會證明這個領域和這條思路自身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從而提示人們必須轉換思路，以尋覓新的問題切入點和新的思考方式。

　　這樣一種由提出問題與解答問題交相更替輪回而構成的運動軌跡，已為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歷史所證實。眾所周知，西方哲學史的關注重心，有一個由本體論轉為認識論以至語言論與生存論的演進過程。兩千多年前，在哲學的故鄉——古希臘，哲思的發端以直接追問什么是世界（存在）的本原為標志，這個習慣延續了很長的時間，一代又一代的哲人為之絞盡腦汁，給出眾多不同的答案，而終不免陷于“獨斷”。近世以來，隨著工業文明和實證科學的興起，人們意識到需要將思辨建立在實際經驗的基礎之上，遂轉而探討人自身的認識能力，試圖弄明白人能不能認識或怎樣才能認識世界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認識論轉向”。“認識論轉向”為哲學研究開辟了廣闊的活動新天地，致使客體與主體、思維與存在、感性與理性、經驗與超驗之類范疇及其相互關系的辨析填滿了人們的思維空間，各種唯物論與唯心論、經驗論與先驗論、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思想體系亦同時并出而相互爭鳴，但究其竟，終未能真正揭示人的意識活動的奧秘，更不用說通過認識能力的考察來追溯存在的本原了。

　　19、20世紀之交誕生的西方現代哲學，以兩種新的提問方式開啟其行程，那便是時下為人津津樂道的“語言學轉向”和“生存論轉向”，這兩個“轉向”在晚近有合流的趨勢，而初起時顯然是分頭并馳的。“語言學轉向”明顯地延續著前一階段“認識論轉向”的航道，以規范和界定人自身的能力為標的。人們設想：思維和語言是一體的，既然人的思維活動比較玄虛，不易揭示分明，何不從具有明白形態的語言入手來界定思維的邏輯結構，進而測量思維（即認識能力）所可能達到的范圍與限度呢？因此，如果說“認識論轉向”的用意在于通過考察人的認識能力以尋求把握“存在”的渠道，那么，“語言學轉向”的目標則是要通過規范人的語言能力以界定思維活動的限界，更進以界定“存在”所可能為人開示的限界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可說的東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說”，“凡是不可說的東西，必須對之沉默”，恰恰為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提供了基本的準則，其被奉為現代語言哲學的圭臬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事物之間的聯系并不如此簡單。經過一個世紀來的反復辯難，我們已經知道，對于“可說”的對象，未必皆能說得那么清楚，而對于“不可說”的東西，也自有別樣的表述方法讓其得以呈現。這表明，人與其所處世界之間的關聯是異常復雜而深刻的，單從語言能力甚至思維能力來界定這種關聯，遠不足以充分顯示其內在的復雜性和深刻性，還須另覓其他途徑。

　　跟“語言學轉向”同時并起的“生存論轉向”，其始作俑者或可上溯至19世紀中葉的德國哲學家克爾凱戈爾與叔本華，而后經尼采、柏格森諸人的意志哲學、生命哲學予以發揚，以迄20世紀中葉的存在主義思潮而蔚為大宗。這派哲學家的思路迥乎不同于認識論和語言學的路子，總的說來，它并不企圖由檢討人的思維或語言能力來測度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卻干脆將世界本原（“物自體”）的問題放逐到視線之外，于是哲學便成了單純的人生意義的設定，其以“生存論”命名蓋緣于此。前曾述及，哲學思考實起于人的終極關懷，其中自應包含每個人對其生存意義的設定，就這個角度而言，“生存論轉向”乃是歸返到哲思的初衷上來，其具有合理性自不待言。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哲學之為終極關懷而又區別于宗教信仰或道德信條，恰在于它要以終極思考的方式來表現自己，也就是說，探究世界的本原、人的本性乃至人與世界的本然關系，乃是哲學思考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人為自己設定生存意義的根據所在，而若將這類“形而上”的思考一例放逐出哲學門墻之外，則哲思與普通的人生信念表白又會有什么差別呢？聆聽著這樣的教言，感受哲學家自身的人生感悟，雖也能饜心悅耳，縈動情懷，終不免有詩意朦朧、理致不密之憾。更有甚者，由于西方人的觀念長時期來局囿于一種片面化的人本主義思潮，視“人”為萬物的主宰，整個對象世界僅只是供人取用的資源，從而產生天人相分、主客對立的世界格局。在這一思想基礎上構建起來的生存論哲學，決然地走向突出主觀意志力量、夸大個人精神作用的道路，生活的目的常被歸結為自由意志的自我選擇與自我實現，于是個體和整個世界之間的天然紐帶便不可避免地趨于脫節。正是這一難以克服的疏離感乃至斷裂感，造成人的生存意義的巨大失落，給當代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精神危機。

　　有鑒于此，西方思想界里的一些有覺悟人士，開始重新尋覓人與世界的本然聯系，如海德格爾的“本有”說、懷特海的“過程哲學”，以及大衛·格里芬諸人倡揚的生態倫理與生態哲學等，均反映出這一新的動向，雖未成大氣候，而先機實已肇萌。反觀東方智慧，則“天人合一”自是我們一貫的理念。我們的先輩從來就是將世界看作為一個整體，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同屬于這個整體，根株相連，休戚與共。也正因為它們共生、共存于這個整體之中，萬事萬物之間才可能發生相互摩戛、相互推移乃至相互轉化與生發的作用，進以促成“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與人皆屬于生命現象，“天人合一”（即世界的整體性）即合在這個“生”字上。人作為自覺生命的存在，固然有別于一般的自然生命現象，但自覺生命本從自然生命演化而來，且即使演化為自覺生命形態，亦仍須以自然生命為其底基，這里充分體現了世界的統一性與整體性。由此看來，生存論哲學若是真要為人的生存設定意義，決不能撇開自然生命和人類群體生命的存在來侈談個人的生存，而必然要求對人生與整個世界的觀照能有一個大的視野，要把有關“存在”的本原問題以及“人”與“存在”的本然關系納入考察的范圍，換言之，便是將哲學的“生存論轉向”改造成真正的“存在論轉向”，俾使長期分割的人本主義與自然主義兩種思想傳統得以綜合貫通，這或許會構成當前哲學史上所可能提出的又一個新問題域場，并進而引起新一輪的深入思考。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跟蹤著哲學行進的步伐，我們繞了一個圈子，最終似乎回到了它的起點，那便是：由追問“存在”的本原來確立人生的意義，藉以實現人的終極關懷，這不正是古希臘賢哲們賦予哲學的使命嗎？但思考決不會簡單地重復。我們不再像古代哲人們那樣去孜孜于求索出某個恒定不變的實體，設作世間萬事萬物之所以存在的本根，卻要將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視以為世界的本然。我們也不會像近世哲學家那樣一力注目于人的認識能力或語言形態，用以界定人與其對象世界之間的關系，要從人的存在與世界存在的總體關聯及多重性交涉上來把握這一復雜的關系。當然，我們更不會為突出個人的“自由意志”，生硬地將客觀實在從自己的視野里一筆勾銷，乃是要極力維護世界的整體性，使天人、群己、人我之間既分又合的存在方式與互動作用得以凸顯出來。應該說，這里孕育著一種新的哲學思考路向，它是由人們當下生存狀況中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所引發的。新的思考能否適應這類新問題，只能拭目以待，但新的思考也許能讓不斷演進著的西方哲學同古老的東方智慧接上茬，這個動向似可關注。

　　（作者單位：上海市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