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題跋 書法 方放

　　在考察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特有的神韻，即它的總體風格和效果的時候，我們經常注意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它的人文氣質或民族性格。在這一點上，便涉及了“陽剛”與“陰柔”的問題。

　　■中國早期“陽剛文化”滲透于中華大地的深處，在各種艱難的環境下維系了民族生存的根基

　　先秦時期，陰陽概念被用來稱謂世界上兩種最基本的矛盾現象或屬性：凡動的、熱的、強壯的、明亮的、公開的、充實的、亢進的、有力的、外向的為“陽”；凡靜的、冷的、柔弱的、晦暗的、隱蔽的、退讓的、無力的、內向的為“陰”，將天地萬物的“正面”和“背面”歸納成為兩種普遍的姿態和傾向。當這種理解用于社會人生時， “陽剛”主要是指光明、正直、剛健、進取和有為，“陰柔”主要是指隱忍、細密、委婉、退守和虛靜。

　　《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古人主張將天地之正氣定位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追求一種以陽剛為主、剛柔相濟、陰陽和諧的價值取向。“陽剛文化”一度成為中華民族值得驕傲的精神境界。孟子主張“養吾浩然之氣”的大丈夫氣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墨家“尚力”（崇尚人自己的力量）、“非命”（否認外在命運），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艱苦奮斗的精神；等等，都構成了“陽剛文化”的特色。幾千年來，這種“陽剛文化”滲透于中華大地的深處，在各種艱難的環境下維系了民族生存的根基，使中華民族得以自強不息，生長壯大。同時，它也造就了無數優秀的民族兒女，其中不乏頂天立地、驚天動地的英雄豪杰。他們剛毅果決，不屈不撓，胸懷寬廣，敢作敢為，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和驕傲。他們以博大的胸懷、深邃的目光、崇高的精神、豪邁的氣概，通過艱苦卓絕的奮斗，成就了中華民族的偉業，為人類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這是中華文化中主要的、也是最光明的一面。

　　■“陰柔文化”在漢以后開始滋生起來，給民族文化造成了另一種風格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與“陽剛文化”相對的“陰柔文化”在漢以后歷代王朝的扶持下也逐漸滋生起來，給中華文化的發展帶來了相反的影響。

　　“陰柔文化”最初以老子的道家學說為代表。老子認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主張無為，“致虛極，守靜篤”，“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他有一個著名的比喻：牙齒掉光了，舌頭還在（證明柔勝于剛）。莊子及以后的道家代表人物更主張要以“心齋”、“坐忘”，達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為能事，相信可以憑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老莊的陰柔思想雖然遭到荀子等人的批判，但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尚柔”的因素。例如，孔子曾主張“無欲”，與道家“尚柔”的規則一致。正如魯迅指出的，儒道兩家都“尚柔”，所不同的是，“道以柔退守”，道家的特點是陰柔；“儒以柔進取”，儒家的特點是陽柔；法家的“法、術、勢”主張則有點“陰剛”的味道。總之，先秦時期中華文化所顯現的至少還是一種有剛有柔、陰陽剛柔雜處交錯的面貌。

　　但是，從漢代“獨尊儒術”開始，“陰柔文化”逐漸走上了實際的主導地位。董仲舒將陰陽剛柔加以人格化的闡釋和推行，是這一轉折的標志。他提出“貴陽而賤陰”原則，并將其與“王道之三綱”聯系在一起，認為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關系，就是陽與陰的關系：“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皆為其上陰。”這種比附和分割，顯然是為推行其綱常政治服務的。這樣一來，“陽剛文化”就在這種比附和分割中被消解了。例如：以男人為陽，以女人為陰，已然意味著對婦女的歧視和壓迫；而以“在上者為陽，在下者為陰”，則使絕大多數男人也被劃入陰柔的行列，男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處于婦女在家庭中同樣的境地。可見，將“陽”歸于“在上者”，將“陰”歸于“在下者”，同時又主張“貴陽而賤陰”，就無疑起到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因為人人都有“陰陽”兩面，對下對上就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人格分裂；另一方面，因為“在下者”終究是絕大多數人，要求他們處“陰”境而尚“柔”道，就會壓抑多數人。即便是最高的“在上者”皇帝，在“天”的下面也要“敬天法祖”，保持謙抑。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統治者通過各種強制和教化推行這樣的“抱陰守雌”文化，從心理和行為上壓抑了社會上的陽剛之氣，造成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和社會風氣，使“陰柔文化”實際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姿態。

　　■就文化特質而言，不能忽視“陰柔化”心理長期積淀的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中是否存在“陰盛陽衰”的問題，并無定論，也不必細究。但不少人指出，舊文化傳統束縛下的中國男人往往缺乏“陽剛之氣”，確實是值得重視的。就文化特質而言，我們不能忽視傳統文化影響下的“陰柔化”心理長期積淀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重齊一，輕個性”。這種文化不注重提倡和保護個性鮮明的氣質，實際上是看不起每個普通的個體。這在一定程度上使迷信權勢、向上攀附或從眾隨俗的心理十分普遍。說話做事隨大流兒，害怕與眾不同，即使做壞事，因為“法不責眾”，也可能逃脫懲罰。久而久之，社會中就少有了個性鮮明、言行一貫、充滿陽剛之氣的“硬漢”。

　　其二，“重和氣，怕競爭”。凡事強調中庸，唯恐“過猶不及”，雖然知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實際上并不區分“和”與“同”；況且，做君子風險大，做小人風險小，就寧肯做小人。生活中遇到矛盾時，只需將其壓抑、掩蓋起來，有意見也不直接說出，只要保持一團和氣，無需追根究底，明理遵法。久而久之，陷入了害怕矛盾，逃避競爭，以“同”求“和”的消極狀態，養成了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不思進取，但求無禍的“犬儒”心理。

　　其三，“喜含蓄，尚謙遜”。含蓄和謙遜原本是一種高雅的文化修養和境界。但在以“禮”為綱的傳統文化中，卻成為一套形式主義的規范，導致分不清謙虛與虛偽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種模棱兩可、是非含混、陽奉陰違，“只重成事，不重規則”的待人方式。在某些交往中，不鼓勵心口如一、開誠布公的批評和反批評，以分清是非，有些時候是表面上沒事一般，卻在暗地里較勁，斤斤計較，缺少大丈夫的擔當勇氣。

　　其四，“少擔當，多矯情”。“陰柔化”的心態，是有所追求卻不耐磨難，企求成功卻難舍付出；羨人成功而不知其勞苦，嘆己困頓卻無心發憤，擁才情而顧影自憐，處逆境則怨天尤人；追逐時尚而無所持守，關心熱鬧卻只限圍觀……諸如此類的心態，常有所見。它所消磨掉的，正是那種雷霆萬鈞的雄偉氣概。

　　檢視歷史，當然應該承認“陰柔”亦有其功績和價值。但在競爭、發展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陽剛”卻是一種必要的品質，一種必要的社會文化氣質。唯有與國民的“陽剛”氣質相結合，我們的科學、民主、法治才能充分發展，中國在世界發展競爭的環境中，才能頂天立地，長治久安。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