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發展，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這是主流;另一方面，產生諸多融合中外哲學的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其中主要有梁漱溟的文化哲學、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道論和知識論、賀麟的新心學等。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哲學，雖非主流，但同樣不可或缺。它們各有其特點和價值，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和解決所面臨歷史課題的方案。在諸多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馮友蘭是出類拔萃者。

　　■“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馮友蘭對自己學術成就的概括和總結，研究馮友蘭哲學，自然要以此為綱

　　馮友蘭重要的哲學成就是創立了新理學。新理學是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包括《新理學》(1939年)、《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和《新知言》(1946年)六書，簡稱“貞元六書”。新理學把中國傳統哲學恢復起來，在當時激發了人們的愛國思想。新理學雖然是接著程朱理學講的，但它吸取的中國古代哲學并不限于儒家，還兼采了道家、佛家等。新理學面向世界，不僅吸取新柏拉圖主義、新實在論、實用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而且還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部分內容。它融合中西，貫通古今，體系宏富，別開生面，成一家之言。受時代的局限，新理學未能擺脫程朱理學的保守性，具有保守與革命的兩重性。新理學自誕生以來，盡管人們對它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普遍公認(包括對它持批判者)，就體系之完備、內容之豐富、影響之巨大而言，在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新理學獨領風騷，冠蓋群哲，無有出其右者。以今日中國傳統哲學現代化、西方哲學中國化之視角看，新理學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借鑒。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展，新理學雖已成為歷史，但我們仍能從中汲取其有價值的內容，以利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

　　馮友蘭在哲學上的最大成就是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出版了“三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和《中國哲學史新編》)。在上世紀30年代，他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以此成名于學術界。無論從哲學觀、歷史觀和方法論上講，還是從內容和體系上講，他的中國哲學史都比胡適“五四”時期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大大前進了一步，是以現代的新史觀和新方法撰寫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國哲學史》，有諸多發前人之所未發的創見。1946年，馮友蘭應邀到美國講學，用英文寫作了《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簡史》曾被譯成英、意、韓等多種文字出版，是國外學習和了解中國哲學史的重要參考書。向世界介紹、傳播中國哲學是馮友蘭的一項重大貢獻。就此而言，馮友蘭哲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新中國成立后，馮友蘭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真心實意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寫出一部新的中國哲學史，以別于新中國成立前著的舊著。四十年間雖有坎坷曲折，尤其是“文革”的磨難，但他矢志于中國哲學的初衷不僅不改，反而老而彌堅，視中國哲學為生命。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多年里，他在“耳目喪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的情況下，以驚人的毅力，最終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共七卷，計百萬余言。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我只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的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隨著整個社會思想解放運動的不斷深入發展，馮友蘭亦與時俱進，尤其在寫到近現代的第六、七卷時，提出了諸多不易為時論所接受的“非常可怪之論”，達到“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界。

　　■“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對馮友蘭精神的研究應是馮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研究馮友蘭，不僅要研究馮友蘭的學說，而且要深入研究、體味其內涵的精神。馮友蘭精神內涵豐富，其主要是愛國精神、獻身哲學精神、與時俱進精神、中庸精神等。他從青年時起就有宏大的哲學志向和抱負。他不甘心于講哲學史，講他人之哲學，而是要講自己的哲學，創建自己的哲學。新中國成立后，馮友蘭主動接受馬克思主義，努力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自己，悉心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以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服務。盡管接受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有一過程，中間難免有誤解和波折，但他的心始終是熱烈而真誠的。從這一點講，1949年以后的馮友蘭的哲學思想雖然同此以前的有聯系，但兩者畢竟有本質的不同。他晚年自書的“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聯是他本人精神和境界的自我寫照。他深信中國古典哲學蘊含著豐富的珍貴寶藏，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深信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對人類作出重要貢獻。還在1987年3月，他就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藍圖已經可約略地看到了，它將是以“和”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的繼續和發展，這個繼續和發展將是中華民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人類的大貢獻。盡管筆者一向對“和”的哲學持有保留，但仍不能不佩服馮友蘭確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預感,“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提出似乎證實了他的先知。耄耋之年的馮友蘭對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命”傾注了全部生命和心血。對馮友蘭精神的研究應是馮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亟須加以提倡和鼓勵。

　　■如何看待對馮友蘭哲學的爭議

　　自上世紀30年代起，學界對馮友蘭哲學就存在著不同的爭議，對此馮友蘭本人十分清醒:知我罪我者均有。其中少數學者對馮友蘭的哲學思想和人格持有某些偏見與成見，這是我所不能茍同的。當然，這絕不是說馮友蘭及其哲學沒有缺點、不能批評。事實上，馮友蘭同歷史上一切哲學家一樣，都有時代的局限性。因此，若對馮友蘭哲學缺乏全面的、客觀的科學分析，看不到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妥的。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程朱理學，輕視甚至否認物質利益，輕視甚至否認個性自由，嚴重禁錮了個人發展。馮友蘭的新理學未能擺脫程朱理學的保守性，因而沒有人權、個性自由的思想。他注重人的覺解，提倡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有其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但他夸大道德自覺，把個人完全合到社會、宇宙之中，否認個人價值和個性自由，則是明顯的缺失。為此他的“境界說”在提出的當時就受到學術界的尖銳批評。中國哲學注重人生問題，注重人生修養，是為己之學，這是顯著的優點;但認識論不夠發展，與西方哲學相比，則成明顯的不足。馮友蘭強調哲學是人生的反思,旨在提高人生境界，這繼承了中國哲學的優點，自然有其價值，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但他對認識論的忽視則是一個缺憾。馮友蘭強調西方邏輯分析方法對中國哲學的貢獻是很對的，但他忽視了西方哲學的價值論和認識論對中國哲學的意義，則是不足。加強認識論和價值論的研究依然是當代中國哲學所需要的。本人提出馮友蘭哲學的某些不足不在苛求先輩，而是旨在提請當代中國學界應注重這些方面的研究，以促進中國古典哲學的當代化。總之，海內外學界，對馮友蘭及其哲學仍將會有不同的認識和評論，這是正常的。當然在評價時要力戒成見與偏見,保持理性與科學的態度。對馮友蘭哲學應同對一切哲學家的哲學思想一樣，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闡揚和吸取其積極成果，克服其消極方面,以有益于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原院長)

　　學人名片

　　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河南人，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早期確立了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并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相結合，構成了富于思辨性的哲學體系。20世紀50、60年代是其學術思想轉型期，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主要著作有《人生哲學》、《中國哲學史》、《貞元之際所著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