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　1931年10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武漢。1953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經濟系，留校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1956年起任哲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1984年至1997年任哲學系主任、副校長、校長。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全國普通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美國依阿華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國際顧問等兼職，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哲學學部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顧問、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顧問等兼職。主要著作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當代哲學問題探索》、《哲學的現實與現實的哲學》、《陶德麟文集》等。
　　我走上哲學之路，并不是自我設計的結果。
　　我沒有上過小學。12歲以前在家里讀書，老師是我的父母，還有父親的朋友陳炳文先生和楊相霖先生。除了學習英語和算術，我讀完了“四書”，讀了《詩經》、《左傳》、《古文觀止》的一部分和一些中國古典詩詞，學了詩詞格律，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聊齋志異》，愛好書法和京劇。抗日戰爭的中期，我在湖北的戰時省會恩施考進了實驗中學。那時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但校長和老師很強，教風學風很好。我對文學和自然科學課程興趣很濃，想將來做文學家或科學家。抗戰勝利后我隨實驗中學遷回武漢，升入高中，才開始接觸一點哲學。這一方面是因為語文老師賀良璜先生教我們讀了一些諸子百家的文章，要我們用文言文作文，我寫過一些論孔孟荀韓哲學思想的短文；另一方面是因為對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狀況不滿，而聽了胡適、張君勱等人的講演又覺得非常失望。這時我和一些同學組織了讀書會，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胡繩的《思想方法論》和武漢大學地下黨領導的社團秘密印刷的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提綱》，朦朧地知道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覺得這些新道理對觀察現實大有幫助。1949年武漢解放時我正好高中畢業報考大學，被清華大學外文系、華中大學外文系和武漢大學經濟系同時錄取，進了武漢大學經濟系。在學期間我選修或旁聽了數學分析、普通物理、邏輯、中國通史、西洋通史、文藝學、社會學。其中劉緒貽先生講授的社會學用的教本是李達同志的名著《社會學大綱》，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后來又相繼學了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了解得稍多一些了，產生了興趣和信仰。1953年2月李達同志來武漢大學任校長，親自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那時我是四年級的學生，奉派為他整理講課記錄。他第一次同我談話就以父輩的深情長談了他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奮斗的經歷，談到許多為人治學的道理，表示希望我終身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不久我畢業留校，成了他的學術助手和學生。從此哲學就成了我的終身職業。
　　我開始走進哲學領域時非常幼稚，對這個浩瀚的海洋懵然不知深淺。在李達同志的指導下，我努力彌補知識缺陷，自學了一些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外哲學史和邏輯，有較快的長進。李達同志放手讓年輕人講課，我25歲時開始在哲學系任教，也開始發表論文。1961年毛澤東主席請李達同志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時，李達同志指定我為主要執筆人，在五年的時間里我受到了強化的鍛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理有了初步的掌握，信仰也更堅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突然到來。我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十年的慘苦經歷迫使我不斷地思考，精神上的痛苦遠遠超過肉體上的折磨。我被迫學習當時權威理論家們宣傳的“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但這種“馬克思主義”卻讓我越學越無法理解：一方面講“實事求是”，一方面又制造大批的冤案；一方面批英雄史觀，一方面又狂熱地鼓吹個人崇拜；一方面講認識需要在實踐中多次循環往復，一方面又說領袖能“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一方面又說在我們這里已經到了“頂峰”；一方面說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一方面又鼓吹精神萬能論和上層建筑決定論；如此等等。我痛心地感到祖國正處在誤入歧途的險境。但我相信中國不會就此沉淪。1974年我偷偷寫下的一首小詩就是這種心情的寫照：“臨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傷。心境長隨天上月，如環如玦總清光。”
　　1976年10月“四人幫”覆滅，但“兩個凡是”等于宣布了“文革”的理論基礎和路線方針還是不能觸動。1977年9月我應邀到北京參加了一個研討會。大家劫后重逢，說不盡千言萬語。議論的中心集中到一點：荒謬絕倫的“文革”為什么能持續十年之久？怎樣才能防止畸形歷史的重演？我們的共識是：“文革”是有理論支撐的，它的最深層的理論基礎就是在檢驗真理的問題上以語錄標準和權力標準偷換了實踐標準，根本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搞亂了全國人民的思想。“兩個凡是”就是這一謬誤的繼續。不從哲學上駁倒這種謬誤，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不可能正確解決。我從來沒有如此痛感哲學與民族的興衰、人民的禍福有這樣密切的關系！但是，打破“兩個凡是”的政治柵欄非常艱難。在一批同志堅忍不拔的努力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了，打響了沖破“兩個凡是”的第一炮。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之后，才解除了政治上的巨大壓力。
　　此后的30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聯系當代實際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理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問題上。我深感自己是一個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無際波濤洶涌的哲學大海里乘桴而行，無異以蠡測海，所見之微自不待言。而今垂垂老矣，還常常自覺如童稚之無知。然而我并不怨悔。將近60年的生涯使我感受較深的有如下幾點：
　　（1）哲學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覺得它遠離實際生活。中國傳統哲學還因為“過分”關注人事而為某些西方哲學家所詬病。其實，哲學的根源還是實際生活。哲學家談論的問題盡可以上干云霄，但還是擺不脫塵世的土壤。正是實際生活的需要推動著哲學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幾十年的經歷使我堅信，哲學不是自我封閉的精神運動，不是理性神壇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對自身處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聳云霄而又普照現實的陽光。哲學與人類的命運、民族的興衰和人民的禍福息息相關。哲學對一個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華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鑄造者。沒有哲學思想的民族是沒有靈魂、沒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偉大足跡的民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盡管任何哲學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為萬世開太平”，但哲學家不可無此情懷。有了這種情懷，才可能以“九死無悔”的精神去“愛智”。愛智求真與憂國憂民的統一，才是哲學家應有的境界。
　　（2）哲學是人類的共同的思想財富，沒有國界；然而哲學又不能沒有民族特點。不與民族特點融會契合的哲學不可能在這個民族生根。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必須與中國特殊實際相結合，也就是實現中國化，才能成為中華民族自己的哲學。黑格爾當年說過，“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秀的東西，那么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見苗力田譯編：《黑格爾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頁）我們也必須“教給哲學說中國話”。正因為八十多年來我們致力于教給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以新的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才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才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發揮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3）學風和文風至關重要。學風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哲學不是實證科學，最易流于空泛，然而也最忌空泛。在哲學領域里，要分析清楚一個問題，把理論向前推進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艱難的精神勞作。許多大哲學家用了畢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幾個哲學問題。大言空論則非常容易。故弄玄虛，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來的或生造的語詞來“講”自己也沒有弄清楚的問題，把癥結蒙混過去，盡快地構成體系，我以為不可取。文風上也要力求精密顯豁。個人當然應該有各自的風格，不能規定模式，強求一律；何況語言本身也在發展，并無一成不變的定格。但中國語言畢竟有相對恒定的因素，不宜置之不顧。中國人寫文章還是應該說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話。恕我直言，現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漢字寫的洋文，艱深晦澀，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我以為也不可取。蘇軾當年曾批評揚雄“以艱深文淺陋”，認為“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語雖尖刻，卻有至理。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準確曉暢，才是高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都離不開優良的學風和文風。
　　（4）馬克思主義哲學能站在思維的制高點，正因為它吸納和消化了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而又有所超越。今后要發展，仍需如此。要有自己的立場，但卻不可褊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對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都要善于有分析地吸納，不可盲目拒斥。
　　（5）哲學和任何其他學問都不能互相代替，也都不是萬能的。哲學要做自己應該做和做得到的事情，不可越俎代庖，不可自以為至高無上，也不必因為受到冷遇而自慚形穢或憤憤不平。哲學的性質注定了它難免做黃昏起飛的梟鳥，也就是“事后諸葛亮”；但它一旦產生又可以成為社會變革的先導，做高鳴報曉的雄雞，做“事前諸葛亮”。要做好“事前諸葛亮”，先得老老實實地做好“事后諸葛亮”，否則就不免流于空談，熱鬧一陣也就煙消云散了。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