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中最具震撼力與國情特色的現象之一

　　研究主題的敲定，是捕捉學術靈魂的起點與重點。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中最具震撼力與國情特色的現象之一。自李培林先生撰寫的《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推出以后，村落終結視野中的城中村研究，逐漸成為城市化研究的重要議題，亦是筆者近年的主要學術關注點。當然，這一論題的社會性聚焦，還有更為深刻的社會緣由，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工業化和城市化鐵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并且，我國市場化改革以來，社區重新成為人們組織生活的重要載體。而城中村之形成、維系與發展，恰好與這一宏大社會變遷有著內在關聯。發現這種關聯的理論與實踐邏輯，是回應我國千載難逢社會巨變的一種表達。
　　名為城中村或稱“都市里的村莊”，卻并沒有太多的詩畫意境。典型的城中村與城市“流動人口聚居區”、“非正式移民聚居區”基本同義，特指產業與居民都已實現非農化、區域空間也已在城市范圍的原村落社區。城市化中，大規模鄉村人口流動到城市，他們往往把鄉村社會的某些生存發展方式，包括鄉村貧困也一同帶到了城里，并聚居到生活成本相對低廉、經濟社會地位亦相對低下的城中村。這樣，城中村在演化為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同時，也擁有了類似國外城市貧民窟的許多社會與空間屬性，并成為我國城市化中的“類貧民窟”。
　　城中村“丑陋”的外在空間形態，內在地凝聚著城市化農民的集體行動邏輯。在整體城市空間中，城中村招牌式的“握手樓”、“接吻樓”、“一線天”等等，呈現為“另類”城市景觀。但是，標準化城市空間是經過理性籌劃的，有諸如建筑密度、容積率、綠化率、公共配套設施等等，系列量化指標的規定性，區域空間結構及功能，從而獲得合理空間資源配置。城中村空間形態是在傳統村落空間的路徑依賴下，在私人經濟理性過度膨脹與公共理性極度匱乏條件下，循自發路徑演化而來，體現了農民城市化中的集體生存策略。
　　學術關懷雖然不單純是低層關懷，但學術需要體現更多的底層社會關注。城中村研究正是我國底層社會群體生存與發展邏輯的研究。以流動人口聚居區而存在的城中村，是在市場“過濾機制”作用下，城市社會階層化與居住空間分化的結果。流動人口在市場“層化”效應的帶動下，匯聚到了城中村。并且，經歷多年發展，城中村與城市流動人口之間，逐步建立起相對穩固的依存關系。也與此有關，城中村實際代表一種不為城市主流所認可的經濟社會形態，甚至，正如有研究者認為的，城中村是城市“社會—經濟的塌陷帶”。但與此同時，也有研究者把城中村置于經濟全球化與社會轉型背景下，認為其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根據，是城市化中的一個“社會階梯”。
　　經驗研究中，深入與系統的社會調查是獲得學術真諦之源。城中村多重社會屬性的揭示，是實地場景中多方調查所獲。若從本土居民角度看，城中村是城市化農民的利益共同體。非農化過程中，原城市邊緣村莊以土地為資本，建構起了物業租賃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且以此為基礎重新組織居民，建構出具有村社特點的共同體，并為內部成員提供庇護。這在城市化農民組織資源、利益保護機制稀缺條件下，尤為難得。若從城市治理角度看，城中村則是新城市基層治理單元。城中村以基層治理主體的角色，分擔許多基層社會的治理職能，且獨具效果。城中村所建構的“擬家長制”治理模式、利益關聯型治理模式，都為城市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化，貢獻著基礎推動力。城中村多元社會屬性的發掘，如果沒有充分的實地調查支撐，是難以抓住實質的。
　　城中村屬城市研究領域，而城市系統的高度綜合性與有機性，亦決定了其研究視角的跨學科性與綜合性之必要。城中村雖是城市化、城市規劃、城市經濟學等領域的問題，但同樣也是社會學、政治學等許多學科領域的問題。因此，只有在綜合與多學科視角下，城中村研究才會有更好的科學契合性。村落在走向終結，但村落卻難以真正終結，而關于村落終結的研究，更不可能會終結。迄今為止，城中村研究作為一個具體學術領域，已經提出了許多有待深入的主題。城中村“外來”與“本土”的混合與沖突，體現于社區各層面，如空間結構的異化、階層結構的底層化、居住主體的“無主體意識”化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體現為系統性特點，并給城中村與城市發展帶來諸多影響與困擾。梳理城中村變遷邏輯，在此基礎上建構改制與改造的制度及對策，是“污名化”城中村變型為“現代城市社區”的必由路徑。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從‘流動人口聚居區’向‘現代城市社區’的轉型——城中村治理研究”負責人、華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