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師范大學田中陽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化歷史進程與百年中國傳播》（批準號為03BXW010），最終成果為專著《現代化與百年中國報刊話語嬗演——對現代化歷史進程與百年中國傳播的一種解讀》。課題組成員：蔡騏、肖燕雄、王文利。

　　該成果旨在20世紀百年時間跨度上研究中國傳播發展的規律。而20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新時期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由一個以農為本的傳統的封建社會走向以工商經濟為主導的現代的民主社會的歷史過程。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上來研究現代化歷史進程與傳播發展的互動互應關系，對于了解傳播發展對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關鍵性作用，對于認識中國傳播現代化的自新過程及中國現代化與傳播發展互動互應關系的某些規律，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該成果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在這種背景上發生的文化沖突和文化嬗變中去展開研究，而貫串20世紀中國歷史的文化運行的主線是傳統和現代、中和西的文化沖突及融合和由此引起的中國文化的嬗變。20世紀中國傳播一方面需進行現代化革新，一方面需進行本土化吸納，現代化和本土化是中國文化向現代運演提升的兩輪兩翼，也是中國傳播向現代運演提升的兩輪兩翼。因此研究20世紀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與傳播發展的互動互應關系，也是研究中國傳播本土化的問題。而且只有與現代化對應起來研究，對中國傳播的本土化研究才有坐標，有深度，有制高點，才可能進行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也同時真正具有民族意義和本土特色的傳播研究。

　　然而，“現代化歷史進程與百年中國傳播”的研究，必須有一個適度的切入點，要不會大而不當，要不則不能“窺見全豹”。該成果通過“對百年中國現代化與報刊話語嬗演”的研究，來揭示“現代化歷史進程與百年中國傳播”的某些規律，達到課題設定的研究目標。

　　全書分五章。第一章“總論”，對話語理論、“中國文化特質與中國話語”、“中國現代化與中國話語”、“中國現代化與百年報刊話語嬗演”等問題作綜合性的分析論述，為后面諸章設定邏輯前提，鑄定理論基礎，開辟論說主線。后面四章選擇“民主”、“科學”、“民族”和報刊自身四個支撐點構成四條基本的線索，它們從不同的側面出發，經過“百年”的跋涉，共同完成對“百年中國現代化與報刊話語嬗演關系”的論證。民主、科學是現代化的精髓，是深刻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命運的兩位“先生”；民族獨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漲，是半殖民地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獲得獨立解放后的中華民族的立身之本，它本身就構成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側面，它是中國現代化的題中必有之義；報刊自身規約是對報刊自身生命運行軌跡和生存規律的話語表述，它也是該項成果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對報刊的話語規約，既來自國家、民族、社會、文化、政黨、階級、團體等，也來自報刊“自我”。四個支撐點的確定，奠定了該項成果的邏輯基點和基本架構，思路也由此清晰。從而，在如此復雜的歷史現象中去擇定一條論說主線，揭示“百年中國現代化與報刊話語嬗演關系”、并由此對現代化歷史進程與百年中國傳播進行一種解讀，有了一個有機的、合乎歷史文化主流面貌的、具有較深刻的歷史文化本質的言說體系。

　　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該項成果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特點。首先，是把中國的傳播放置在百年中國歷史文化環境中來研究，甚至放置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和20世紀世界發展大趨勢的背景下來研究，探析它的歷史本質和文化底蘊。該成果以“歷史決定著話語，話語演繹著歷史”作為總綱，概括著其基本的學術追求和學術特色。“現代化”與“話語”是其兩個主要視角，它們的交叉互動，構成其研究視域。現代化，簡單地說來，就是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過程。中國的傳統太久遠，積淀太深厚，中國近代以來經歷的現代化實踐所依憑的內外環境太艱難，這就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注定千曲百折，注定步履維艱。中國的現代化在一種十分被動的歷史境況中發軔，與英、法、德、美等先行啟動現代化的國家相比，已經落后很遠，因而，總是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況中。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掠奪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農業文明形成的強大的皇權和頑固的農本思想與現代化文明的不相容所致。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在雙重困境的夾擊下艱難前行的。由這個視角分析、研究百年報刊話語言說“歷史”、又被“歷史”言說的嬗演過程，能較深刻地顯現20世紀中國報刊發展歷史的本質內涵和時代品性。話語則是一種具體的歷史文化環境中的語言，是一種具有支配意愿的、顯示權力意志的語言。巴赫金、福柯等人對話語權的闡釋，也是該項成果研究破解歷史的重要的理論利器。新聞是一種話語，也是一種權力，傳播是一種話語關系，也是一種權力關系。由此角度來看20世紀的報刊話語與歷史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就見出它的深度和錯綜復雜性。在20世紀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主航道上，它劈波斬浪，興風作浪，成為這主航道重要的匯流。從話語視角去解讀百年中國的報刊，那些塵封的鉛字就都變成了無數飛揚的“喉舌”的聲音，形成無數話語的爭相表達，成了“喉舌”的爭奪的陣地，那些塵封的鉛字實際上曾是過去歷史舞臺各種“喉舌”的聲音的活化石。20世紀中國歷史舞臺五光十色的聲音就是它們發出來的，沒有聲音的歷史舞臺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如此多的“喉舌”發聲的20世紀中國歷史舞臺，正是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中國社會的典型表征。這種將“現代化”與“話語”交叉觀照、互為憑依的研究方式，既成為該成果宏觀整體的研究方式，也鮮明地體現在一些微觀細部的分析表述上。比如第二章有這樣的分析：“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既是科學進步帶來人們思想解放、社會進步的偉大成果，又是人們思想解放、社會進步帶來的科學進步的偉大成果。這篇文章從根本上摧毀了“兩個凡是”的話語根基，將中國人民從現代迷信的話語羅網中喚醒過來，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到來奠定話語基點，從而建立新的主流權威的話語體系，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話語建設提供了根本的也是基本的理論保障。”其邏輯力度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追求多學科的整合性研究，也是該項成果突出的特點。這一點在邏輯關系上是承前一點來的。因為把傳播放置在一種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研究，就必然形成多學科的綜合視角，就必然形成跨學科的整合性研究。這其實正是學科邊緣性極為突出的傳播學的“個性”與“風格”。現代化的視角本身就是一種綜合性視角。它是文化、社會發展、歷史等視角的交叉整合。現代化既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所在、希望所在，也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艱難所在，坎坷所在；既體現中華偉大的民族精神，同時又體現她與時不適、亟待實行現代轉換的文化基因。因而，在這樣的“背景”上研究“傳播”這一社會的“神經系統”與社會主體前行的互動互應的規律，切中的應當是中國傳播的最為本質性的問題。既是研究傳播的本土化，也是研究中國社會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傳統與現代、中和西碰撞而融合的文化自新的過程和規律。“話語”視角也是一個多學科的綜合性視角，話語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對話”的語言，它不是索緒爾在一種共時性的靜態情境中進行研究的所謂“結構主義語言學”。對“話語”的理解和把握涉及歷史學、文化學、政治學、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的內容，無論是運用現代化的視角，還是話語的理論視角，其實都是在探討中國傳播、中國新聞和中國報刊的歷史、文化本質，探討它和歷史、文化互動互應的關系，探討它生植于斯的這塊歷史、文化土壤的質地和艱難變遷，探討這塊歷史、文化土壤的質地和艱難變遷賦予中國傳播、中國新聞和中國報刊特有的個性、風格和質地及其艱難的蛻變，等等。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也是該項成果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論。該成果的整體構架、總論和各章的聯系，各章節之間的聯系，都特別強調在一種高視野中的聯系性，研究不只是專注于傳播活動的某個具體環節，而要考慮它們和歷史、文化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百年是一個大的系統，現代化又是一個大的系統，報刊話語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而百年中現代化與話語之間的嬗演關系，又構成一個極富時代變革性、直抵歷史和文化本質、與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緊密相聯的極其錯綜復雜的大系統。系統的觀點和眼光，賦予了該項成果的學術創新性和深刻度，整個課題都是在“三論”的觀照下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