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黨懷興教授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宋元明文字學史研究》，于2000年立項，2003年10月結項，最終成果為專著《宋元明文字學史稿》。課題組主要成員有：董蓮池、陳楓、陳曦、姜燕、魏曉麗、施巖、李曉英等。現將該項目成果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摘編如下：

　　該成果注意把握宋元明三朝文字學典籍的原貌，研究了前人很少涉獵的許多重要文字學著述，比較全面地清理了宋元明文字學的基本資料、基本研究歷史、基本研究價值，從原典出發做實事求是的分析與研究，糾正了以往關于宋元明文字學的一些誤說，對宋元明三朝文字學給予了比較客觀的評價。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將宋元明三朝與宋以前，特別是清代學術發展進行對比，理清學術發展的脈絡，既說明清代學術的大發展受前代學術的影響，也說明宋元明三朝的文字學研究是不可輕易否定的，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在闡述其價值時，還比較注意對發掘古文字資料的運用。這一研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開拓意義，填補了學術界在這一問題研究上的空白，也給今后撰寫科學的高水平的通代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辭書學史、中國語言學史提供了可信的研究資料。

　　一、六書理論的系統研究。這是宋元明時期最有特色的論題，學者們對六書的分類理論提出新的思考，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異彩紛呈，對后來六書學的發展影響較大。六書分類研究首創于鄭樵的《六書略》。此后的學者在鄭氏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研究，大膽地對六書問題進行重新研究，試圖探討出一套他們認為合理的漢字構造條例。如對六書在小學中的地位，以及小學與經學文獻研究的關系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在六書學著述中學者們普遍認為：六書是文字之本，文字是六經研究的基礎，小學通而經義明。這是學者們的共識，也是他們進行六書研究的基本目的。這一論述對清代學者的“小學”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再如關于六書的產生順序，大多學者以為象形指事為漢字發展第一階段，在此基礎上又有象形為本說，文字源于象形指事說、源于象形會意說。這一時期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形聲和會意之爭。由王安石的以會意解字的《字說》引起對會意字、形聲字的重新思考，學者們對形聲字有了不少新的看法。六書研究中最為淆雜的轉注問題，有了較為全面的探討，有形體變轉、音義變轉、字際轉注、文與字集合而成轉注等觀點，對后來的轉注研究影響較大。由六書之諧聲、假借，學者們著意探討了音義關系的一些問題：其一是假借問題。鄭樵分假借為“有義之假借、無義之假借”，這是對假借的第一次有意義的分類研究。王柏、戴侗否定許慎假借說，將引申與假借徹底加以區分。對假借在文獻閱讀與六書研究中的作用，學者們也都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其二是基于諧聲、假借的“因聲以求義”說，這以戴侗、方以智的研究為代表。其三是聯綿字論，以聯綿字多假借、多借字標音立義，進而貫通同源聯綿字。

　　六書總論，包括六書次第與六書關系的論述、六書體用說淵源、六書與漢字表意的特點、兼書說問題等。對六書的整體論述，這一時期學者們注意探討六書發展的次第關系與各書間的區別。趙古則明確指出假借轉注為用，楊慎、吳元滿等進一步明確六書的體用分別，初步形成了六書“四體二用”說，這是向來被學人忽視了的學術發展的事實，向來將這一觀點的發明權歸之于清人戴震，這是很不妥當的，因為這一觀點不符合學術發展的事實。兼書研究是這一時期文字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兼書論源于鄭樵的《六書略》，后來趙古則、吳元滿、趙宧光等都有自己的論述。兼書說反映了學者們對漢字構成的新認識，觸及到了漢字演變中的一些實質問題。這一時期的六書研究的弊端之一是瑣細、煩瑣，有些分類是徒勞無益的，有些字的歸類不正確。

　　二、全面分析研究字原學。這是這一時期比較有特色的研究論題之一。學者們試圖探討漢字的構成衍生序列、尋找其中的規律，總結漢字構成的最基本構件，形成頗有特色的漢字字原學，對后來的漢字構形研究影響較大。鄭樵的字原學，為字原學的創始研究，鄭氏提出了頗具新意的“文字子母說”。這一學說的價值在于：以“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為基準，區別文與字，文、字與母、子，進而說明六書各書與母、子的關系，清楚明了，獨樹一幟，為后來不少學者所采納；對《說文》部首的再分析，得出了漢字的基本構成部件1200文，即母文（330）與子文（870），“以成無窮之字”。這是《說文》之后漢字研究的新成果，鄭氏以子母相對的二元構字方式首次分析了漢字系統，求得了漢字組字成分中母與子的最低公約數，它說明無數的漢字是有規律可尋的，這啟發后來的學者在漢字孳生意義上進一步研究漢字的構成與演變。戴侗的字原學研究，為字原學的發展。戴侗《六書故》“父以聯子，子以聯孫”的文字孳乳系統不同于、高于他先輩之處在于：他對文字作了全面系統的分析，從中歸納出了最基本的字形“文”→母，又由文孳生“字”→子，子又孳生新字→孫。母、子、孫同條共貫，孳生脈絡清晰。《六書故》從大量漢字所歸納出的188個文及45個疑文，還有由文孳生的245個字，是構成漢字的最基本構件。這些文、字遞相孳生，統領其他漢字，從而構成一個個大的漢字家族。戴侗的文字分類以及衍生學說對后來的研究者影響較大，較為突出的如趙古則、魏校、吳元滿、趙宧光等。

　　三、重新審視聲符——“右文說”的起始與發展以及對后世的影響。宋人王圣美的“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的形聲字研究，由此而形成專門探討形聲字聲符表意問題的學派——右文說，進而由此探討漢語詞源諸問題。宋王觀國《學林》則更以形聲字聲符為字母，進一步總結出“字母”說，具體為字母加形說、省形用母說。王觀國看出了聲符為形聲字之母、而偏旁為后加的這一文字演變的事實。這一觀點完全符合漢字演變的實際，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標志著形聲字研究中史的觀念的確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識的出現，為后來學者的深入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鄭樵《六書略》對形聲字聲符的研究頗具特色，提出了形聲字演變中的“母子衍生說”，探討了“聲兼意”等問題。張世南頗為推崇鄭樵的學說，但其基本精神仍然與王圣美的“右文”之說相一致，張氏進一步的總結論述得出從同一聲符的字其聲符“多以類相求”、“可類求”這一結論，即排比同一聲符的形聲字，即可求出其意義的大類。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右文說”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標志著“右文說”的長足發展，其關于“右文說”的基本理論（《六書故·六書通釋》中稱之為“六書推類而用之”）奠定了后來“右文說”以及詞源學研究的基礎。戴侗在《六書故》中從形聲字聲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間的關系，探討形聲字產生的幾種途徑，區分不同情況，系聯了不少同聲符的形聲字，他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同源詞的系聯工作。

　　四、全面論述鄭樵、戴侗等人對《說文》的研究。主要表現是他們能夠重新審視《說文》的說解，大膽打破《說文》的“據形系聯”的部首排列體系，重新排列《說文》所收文字，創立新的文字編排系統，如鄭樵《六書略》的按六書編排漢字，戴侗《六書故》的按類編排文字；對《說文》所收的字形以及說解提出大膽懷疑，并引用鐘鼎文、《說文》異本（如《六書故》引用唐本、蜀本、李陽冰本等）以訂正《說文》的種種誤說。他們的研究還觸及文字的發展演變問題，如戴侗認為鐘鼎文近文字之本形，而小篆則不然。“六書始於象形指事，古鐘鼎文猶可見其一二焉。許氏書祖李氏小篆，徒取形勢之整齊，不免增損點畫移易位置，使人不知制字之本”。說明戴侗已發現《說文》所取證的小篆，已經是經過后人整齊劃一的系統文字，由于改易較大，有些已失掉文字之初形，在文字考釋中是不可憑依的。

　　五、金石學的興起與發展。這是這一時期的又一較有特色的論題。（1）金石學的成因。宋初徐鉉工李斯小篆，曾將秦嶧山刻石等摹寫下來作為藝術品流布，由此開摹拓石刻文字之風。其時又值不斷有上古青銅器出土，一些器物上的長篇銘文引起了人們注意，著錄、研究銘文的人越來越多。（2）宋至明對金文的整理與研究，包括撰成目錄提要、嘗試對銅器斷代、錄器形，附摹銘文、考釋銘文、編纂金文字典等。金石學的研究，宋初可稱道者是劉敞、歐陽修二人。劉、歐之后，呂大臨有《考古圖》、黃伯思有《東觀余論》、李公麟有《考古圖》、王黼有《宣和博古圖錄》、薛尚功有《鐘鼎彝器款式》、董逌有《廣川書跋》、蔡珪有《金石遺文》、葉夢得有《金石類考》、趙明誠有《金石錄》、王俅有《嘯堂集古錄》、鄭樵有《金石略》、黃恩伯有《博古圖說》、楊文炳有《周秦刻石釋音》、張世南有《宦游紀聞》、張掄有《紹興內府古器評》、趙九成有《考古圖釋文》、劉球《隸韻》、洪適有《隸釋》、《隸續》、婁機有《漢隸字源》、趙希鵠有《洞天清錄》、翟耆年有《籀史》、元楊銁撰有《增廣鐘鼎篆韻》、金黨懷英撰有《鐘鼎集韻》、明朱云撰有《金石韻府》，等等。（3）宋代在銘文考釋方法上的創獲：以小篆等參求之，釋讀銘文；利用先秦典籍中的成語釋字；發明形旁通用之例。這些方法為后來學者所沿用。

　　通過對宋元明文字學史的研究，可以總結出漢語文字學學術史研究的幾個基本原則：學術史的斷代研究亟待加強；應當立足于對古代文獻的全面研究，發掘第一手材料；人云亦云，不要寫學術史；追根溯源，把握整個學術史發展的脈絡；寫學術史要客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