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學徐在國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傳抄古文的整理與研究》（批準號為02BYY042），最終成果為專著《傳抄古文字編》。課題組主要成員有：郝士宏、張通海、張振謙。

　　傳抄古文是指漢以后歷代輾轉抄寫的古文字（主要指戰國文字）。傳抄古文的資料十分龐雜，主要見于如下書籍及碑志中：

　　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許慎《說文序》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古”指“古文”，“籀”指“籀文”，還收有少量“奇字”，“奇字”即“古文”而異者。該成果只收《說文》明確標明“古文”、“籀文”、“奇字”者。

　　二、石經古文。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以收錄魏正始年間刊立的三體石經為主，又收有二體石經、一體石經，還有附錄、補遺。孫書未收者有：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春秋僖公石經拓本之一、之二。

　　顧頡剛、顧廷龍輯《尚書文字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魏三字石經集錄》未收者有：《康誥》1761（原載《人文雜志》）、《梓材》1909（原載《人文雜志》）、《立政》2492（潘氏藏拓）、《立政》2500（顧氏藏拓）、《顧命》2688（顧氏藏拓）。

　　邢義田、陳昭容：《一方未見著錄的魏三字石經殘石——史語所藏〈尚書·多士〉殘石簡介》，《古今論衡》2，1999年6月。

　　宋洪適《隸釋》著錄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

　　三、碧落碑、陽華巖銘。碧落碑，唐咸亨元年（670年）立，在絳州（今山西絳縣）龍興觀，拓本有：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　古文四聲韻》所附拓本。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著錄的碧落碑拓本，采用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拓本，石未斷，并有釋文。陽華巖銘，唐永泰二年（766年）刻，在湖南江華縣（今江華瑤族自治區），元結撰文，瞿令問書，刻于摩崖。前七行序文為隸體，后三十五行銘文，仿魏三體石經體例，每字先古文，次小篆，再次隸書。

　　四、《汗簡》。北宋郭忠恕著。體例仿《說文》，按部首排列，分四卷。“書名取典古人所謂‘殺青書簡’，是用來標明古文淵源所自，說明古文是來源于古代用以‘書簡’的文字。”

　　五、《古文四聲韻》。宋夏竦著。此書是在《汗簡》基礎上編撰而成，體例與《汗簡》異。《古文四聲韻》以聲韻隸字，“準唐《切韻》分為四聲，庶令后學易于檢討”。征引的材料比《汗簡》多，有九十余種，收字豐富。

　　六、三體陰符經。宋郭忠恕書寫。用篆書、隸書、古文三體書寫，其中篆書字大，隸書、古文分列左右，字小。三體陰符經是刻在唐懷惲禪師碑（又名隆闡大法師懷惲碑）碑陰，現存西安碑林。

　　七、《集篆古文韻海》。宋杜從古著。此書是在《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書的基礎上編撰而成，所收古文頗為龐雜。杜從古自序說：“今輒以所集鐘鼎之文、周秦之刻，下及崔瑗、李陽冰筆意近古之字，句中正、郭忠恕碑記集古之文，有可取者，摭之不遺；猶以為未也，又爬羅《篇》、《韻》所載古文，詳考其當，收之略盡。”也就是說除收傳抄古文外，還收鐘鼎之文，即銅器銘文。成果《傳抄古文字編》所收傳抄古文本是不收銅器銘文的，但此書所錄古文形體不注明出處，給判定帶來了困難。為保持此書原貌，課題組未做改動，一并收錄。

　　由于此書所錄古文形體無出處，使用起來應當十分小心，不要輕易引以為證，當有所鑒別。

　　八、宋古文磚。宋古文磚，1958年初出土于河南省方城縣鹽店莊村宋墓中，磚是鋪在棺床上面，“據了解，磚約有三十余塊，現僅存八塊，磚的文字完全一樣。”簡報僅發表了一塊磚的拓片，六行，每行十六個字，第三行缺一字。簡報未發表釋文。磚文字體是傳抄古文，個別字不清晰，大多可釋。詳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方城鹽店莊村宋墓》，《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11期75—76頁。

　　九、宋志。宋故中山劉府君墓志，志蓋用傳抄古文書寫共九字，文為“宋故中山劉君之墓銘”。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洛陽地區文管處編《千唐誌齋藏誌》下冊1268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北宋魏閑墓志，司馬光書寫，藏山西平陸縣文化館。志蓋用傳抄古文書寫共十二字，文為“大宋故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詳戴尊德《司馬光撰魏閑墓志之研究》，《文物》1990年12期83—85頁。

　　十、大嚮記碑。大嚮記碑，碑額用傳抄古文書寫，一行三字，文為“大嚮記”。從洪適釋。詳洪括《隸釋　隸續》355頁，中華書局1985年。

　　十一、金志。金代虞寅墓志，1979年出土于山東省高唐縣。志蓋用傳抄古文（原文誤為女真字，胡平生先生已辯之甚詳）書寫共十二字，文為“金故信武將軍騎都尉致仕虞公墓誌銘”。詳聊城地區博物館《山東省高唐金代虞寅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年第1期49—51頁。

　　除上述資料外，元、明、清三代均有傳抄古文資料。元代以后的這些傳抄古文資料，該課題組均已經按《說文》順序排列剪貼好，但《傳抄古文字編》未收錄，原因是：如果全部收錄，篇幅太大。另外，這些傳抄古文資料絕大多數淵自《說文》古文、籀文、三體石經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書，輾轉抄寫，沒有多少新的古文資料。基于以上考慮，成果未加收錄。

　　該成果是將上述傳抄古文資料匯為一編，按《說文解字》的順序編排，共分為十四卷，附錄二卷。所收字形摹寫的不多，避免了字形的失真。對《集篆古文韻海》中個別字形的取舍，較為審慎，在盡可能吸收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做出合理的判定。對傳抄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況，做了較詳細的分析。主要有異體、通假、義同或義近、錯字等，還存在其他情況，如傳抄古文中有銅器銘文、玉印文等。

　　總之，傳抄古文資料情況比較復雜，在歷代的輾轉抄寫的過程中許多形體發生了訛變舛錯，加上攙雜其他的古文字，許多學者對傳抄古文抱有懷疑態度。但是，事實勝于雄辯，隨著戰國文字研究的深入，傳抄古文資料愈來愈引起學者的重視。一方面，古文字中尤其是戰國文字中的許多疑難字就是借助傳抄古文的形體得以釋出的。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利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考其來源，正其訛誤，從而有利于充分發揮傳抄古文的價值。

　　傳抄古文資料比較零散，有些學者者只對個別傳抄古文資料做了整理研究，缺乏系統的整理與研究。該成果將這些散落的“珍珠”用一條線串起來，匯為一編，方便學者使用。全書取材宏富，甄擇有方，體例完善，字形精準，是第一部關于傳抄古文的文字編，對古文字的研究尤其是對戰國文字的研究將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