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語、土家語與漢語接觸研究

　　吉首大學楊再彪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湘西鄂西雜居區少數民族語言受漢語影響研究》（批準號為02BYY037），最終成果為專著《湘西苗語、土家語受漢語影響論——語言接觸個案》。課題組成員有：劉鋒、龍興武、龍杰、龍生庭、龍銀佑、余金枝、羅紅源、高翔。

　　這一研究成果把分布于湘西、鄂西地區的湘西苗語和土家語作為研究對象，全方位、多角度研究這兩種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接觸、受漢語影響的種種表現特征，由四大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湘西苗語受漢語的影響”，第二部分是“土家語受漢語的影響”，第三部分是“與本課題相關的一些理論性總結”，第四部分是“附錄（材料）”。主要內容和觀點如下。

　　一、從民族接觸史看湘西苗語、土家語與漢語的接觸史

　　研究依據史料，從民族產生的源頭開始，梳理至今數千年間這兩種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的接觸史。并設專節介紹歷代漢學在湘西苗族和土家族地區的傳播和影響。

　　從苗漢的接觸史來看，最早大約在公元前30——21世紀，分布于長江中下游到淮河流域一帶的三苗集團（主體應是苗瑤族先民）就與中原的夏朝有非常密切的接觸和往來。之后商周時期的荊蠻部落集團，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秦朝設置的武陵郡，漢朝設置的武陵蠻，以及后來歷代設置的武陵蠻、武溪蠻范圍中，都有大量的苗瑤族先民，苗漢之間的接觸也一直不間斷，經濟文化的往來越往后越頻繁。今湘西苗族這一支（說湘西苗語方言）仍然居住在武陵武溪這一地區，從整個苗族分布來看，她們處于與漢族接觸的最前沿，語言也處于接觸的最前沿。觀察歷史得到兩點結論：一是苗族的語言之所以很好地保存了下來，最關鍵的一點是歷史上她們始終保持獨立的發展主體和較大范圍的聚居地；二是苗語受到漢語的深刻影響，尤其是處于中國中西部過渡區的湘西苗語。

　　土家族與漢族的接觸也很悠久。土家先民很早就居住在湘鄂川黔交界一帶，這一帶古代屬于巴國的地盤。巴國是一個弱小的諸候國，早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滅巴國，巴人即完全處于秦的統治。在秦的強權統治之下，土家族主體很早就被漢化。自秦以來再經歷代的漢化，現今只有部分退居武陵山區，聚居在湘西北一帶交通最閉塞的山寨中的土家族，才得以保存本民族語言。由于歷史上土家族民族主體弱化，因此缺乏語言生存的環境，導致今天土家語變成一種非常瀕危的語言，這是土家族的歷史所決定的。

　　二、語言本體受漢語影響的描寫

　　分別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來描寫。

　　湘西苗語和土家語受漢語影響的主要特征表現在：1）語音系統趨同漢語。具體來看，主要是“音位系統的變化”和“音位本身的演變”。湘西苗語固有聲母和聲調比漢語多，韻母比漢語少，受漢語影響的結果是，多者變少，少者變多，向漢語趨同。這就是“音位系統的變化”。再看語音的具體演變，方式多種多樣。例如湘西苗語有復輔音聲母，漢語沒有，受影響后，湘西苗語的復輔音聲母部分開始單輔音化。單輔音化的過程是丟失復輔音中的次要成分——流音，保留主要成分，這就是一種“音位本身的演變”。土家語不一樣。土家語的音位系統與漢語比較接近，受漢語影響的主要表現是，音位系統局部進行“調整”，使其更趨同周邊漢語方言。具體表現有“音位系統形成地域共性特征”、“韻母增加鼻尾韻和撮口韻”、“新增聲調”。例如“音位系統形成地域共性特征”這一條。土家語北部方言本來沒有濁聲母，只有南部方言有濁聲母，但屬于北部方言的湖南保靖縣和古丈縣交界這一小塊地區，反而與南部方言相同，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聲母，這就打破了方言內部的共性特征，產生跨方言的地域共性特征。其原因就是保靖縣和古丈縣交界這一地區的漢語方言有此類濁聲母，土家語受漢語強烈影響所致。而土家語北部方言無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聲母的地區，其周邊的漢語方言同樣也無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聲母。2）詞匯變化主要體現為借詞。在湘西苗語里，明顯的近現代漢語借詞在各個土語中占16.5%到56.02%不等（據調查詞匯表2442個詞匯統計）。土家語里明顯的近現代漢語借詞在各方言中占38.42%到54.95%不等（據調查詞匯表2644個詞匯統計）。借詞導致湘西苗語和土家語表達語體分層，導致借詞與民族語詞并存并用，導致民族語固有詞匯系統發生變化。等等。3）語法受漢語影響主要表現是，構詞手段趨同漢語或者借用漢語。

　　三、理論分析和理論總結

　　1、運用傳統音韻學的語音系聯來給借詞分層。這是近年來新起的方法。語音系聯運用到借詞研究，具體操作已經不是傳統的做法，目前在借詞研究上也無操作定式。本研究認為，借方與被借方的歷史音系有一定的對應，以歷史音系明確的一方為出發點，通過一批同聲或同韻字對音，不僅可以直接判斷是不是借詞，也可以直接判定借詞層。據此該項研究嘗試了以漢語“來”“日”“見”三母字考察湘西苗語中這三個聲母的借詞及分層，反過來也嘗試按照湘西苗語的聲調（因苗語的聲調系統已經清楚），以是否合湘西苗語各土語間的聲調對應規律來判斷漢語借詞層。這樣的研究方法還未見有人做過，可以說是傳統方法運用的創新。

　　2、概述“詞義泛化”，補充新的形式。“詞義泛化”完全可以看作概括語言接觸中詞義演變的一個理論，見于國內學者戴慶廈先生所提。戴先生針對土家語詞義泛化，指出“所謂詞義的‘泛化’，是指不同的概念或相近的概念使用相同的詞表達，不太重視概念細小的差異。如仙仁土家語sa33sa35既表示‘稀’又表示‘薄’，?e33既表示‘有’又表示‘富’。”（戴慶廈主編《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第70頁，民族出版社，2004）為了表達方便，本研究將詞義泛化概括為“X=Y1+Y2+……”型（即設形式為X，詞義為Y，Y1表示詞義1，Y2表示詞義2，依此類推）。同時項目負責人在調查另一種更為瀕危的湘西苗語土語——蹬上苗語時發現，還有“Y=X1+X2+……”型，即一個詞義用幾個形式表達，這“幾個形式”是該土語廢棄了的曾經是相關或相近的幾個歷史詞的詞形，這屬于另一種形式的“泛化”。這是本研究對國內學者提出相關理論的一種豐富。需要說明的是，詞義泛化這一現象絕對不同于以往所說的“多義詞”、“同形詞”、“異形詞（一義多形）”等現象，它是一種語言的詞匯系統在衰退過程中，在固有詞匯中發生的一種變化（或者調整）。

　　3、提出了語言接觸的兩種新的特殊類型。洋涇浜語和混合語是語言接觸的兩種特殊類型已經得到語言學界的公認。本研究分析湘西苗語和土家語的表達語體材料，結合國內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如壯語）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除洋涇浜語和混合語之外，還有浸潤型和并合型兩個特殊類型。

　　現代湘西苗語和土家語，交際中的表達語體已嚴重受漢語影響，或多或少“夾雜”漢語，已經形成“半苗半漢”或“半土半漢”的奇觀。我們把這種“半苗半漢”“半土半漢”的語體按“夾雜”漢語的程度區分為浸潤型和并合型兩種，并給出浸潤型“夾雜”漢語成分比例為20%～50%，并合型“夾雜”漢語成分比例為50%～95%的參數，并舉實例材料加以分析，然后概括這兩種類型的特征。研究認為，這兩種類型之所以長期被人們忽視，主要原因一是使用少數民族語言交際的群眾才有深刻的感受，非母語人不容易從外部感受到；二是語言界長期對語體的關注和研究不夠。

　　此外，該成果還從“并存并用”、“詞匯擴散”等理論角度，對湘西苗語和土家語受漢語影響作了全方位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