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傅俊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作品研究》(97NWW001)于1997年立項，2004年5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專著《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有：王曉英、張錫麟、龔禮青、陳秋華、胡瀾。該成果共分三大部分，現將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本篇介紹了被人譽為“加拿大的文學女王”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迄今為止六十多年的生活道路。

　　阿特伍德的父親是位昆蟲學家，因其研究工作的需要，瑪格麗特六個月大時，就與全家人隨他春天深入安大略、魁北克的北部林區，入冬前又返回城市，年復一年。童年這種生活在叢林和城市兩個不同世界的經歷不僅為阿特伍德的《浮現》等小說提供了背景，也為她的《蘇珊娜·莫迪的日記》等“自然”詩，儲備了素材；這種文明與蠻荒之間的張力成為她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此外，叢林的四季變化和父親研究的昆蟲使“變形”成了她作品中最常見的主題和意象之一。

　　出身底層、靠堅強意志和艱苦奮斗獲得成功的父母為阿特伍德樹立了榜樣，使她學會了為既定的目標不懈地努力；同時她也遺傳了父母的才智，具有很高的自我期望值和健康的幽默感。中學畢業時的她成績優異，數獎并獲，還獲得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大學期間她得到了神話原型理論家諾思洛普·弗萊等名師的教誨和點撥，這些影響了她未來的創作。她兩進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撰寫博士論文；其間在數所大學任教；同時，從未間斷過文學創作。在哈佛，學習美國文學引起她質疑加拿大文學的缺失，決心成為一名加拿大作家。這種嚴肅的思考后來又促使她寫出了引起爭議、影響深遠的《幸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并促使她在加拿大人確立民族文化的愛國熱潮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外祖母家傳統的女性意識對阿特伍德有耳濡目染的影響，為她后來的女性主義傾向奠定了基礎；哈佛讀書時遭遇的性別雙重標準（如某圖書館不許女性進入、美國文學課程中女作家嚴重稀缺等）無疑也激發了她女性意識的發展；此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興起的女權主義思潮和運動與她朦朧的女性意識“一拍即合”。

　　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奮多產的作家，迄今已有14部詩集、11部長篇小說、5部短篇小說集和3部文學評論出版，并主編了《牛津加拿大英語詩歌》、《牛津加拿大英語短篇小說》等文集，此外還撰寫了不少廣播、電視、戲劇、兒童文學作品等。她獲得過除諾貝爾文學獎之外的幾乎所有的國際文學獎和不計其數的其他獎勵和榮譽，并被多倫多大學等十多所國內外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她的作品已被譯成30多種文字。

　　阿特伍德的影響不僅跨越了國界，也跨越了文學領域。她一直十分關注美國文化對加拿大無所不在的強大影響和加拿大日益美國化的傾向；為抗拒這種傾向，她大力支持以推進獨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她幫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協會，并曾任該作協的主席，還擔任過國際筆會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紐約人》等多種國際知名報刊雜志上發表詩歌、短篇小說、評論等；她還應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國朗誦和演講，擴大加拿大的影響。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她開始關注另一領域——環境保護，顯示了很強的生態意識，并因這方面的創作、論述和所采取的行動而獲得環境保護和社會活動方面的榮譽和獎勵。同時，她越來越多地介入國際政治：如反對美加自由貿易法案、為“大赦國際” 組織的斗爭在加拿大開辟陣地，等等。總之，在過去的約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學代言人的身份活躍在世界文壇，被列在“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

中篇 文學創作

　　本篇將阿特伍德的創作按四個歷史階段分為“早期的創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創作”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并分別介紹了她在各個階段的創作文學，從寫作靈感、創作背景、出版過程、促銷旅行、正負兩方面的公眾評價、作品之外的意義等方面論述了各個時期的代表性作品。

　　每一個時期都有特別值得一提的代表性作品。“早期的創作”中，詩集《圓圈游戲》是使她獲得總督獎而在加拿大文壇脫穎而出的；自此，加拿大第一流的大出版社紛紛主動向她敞開大門；同時，媒體的關注再也沒有離開過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中，《幸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的發表引出了褒貶不一的爭議，繼而又引發了一系列關于加拿大文學及文學評論的討論，客觀上使該書成了一部影響遠超出它本身價值的文學評論專著。因為，《幸存》的發表既是加拿大民族主義思潮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反過來推動了這一思潮的發展。這本書的出版，客觀上成了加拿大文學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創作”中，被稱為“女性主義的《1984》”的《使女的故事》極為成功，贏得第二次總督獎及眾多獎勵和榮譽，大大地擴展了她的讀者群，贏得了國際主流市場，并使她躋身世界名人的行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中，被贊為“意義深遠、富有戲劇性、結構精妙絕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