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葉渭渠研究員和唐月梅研究員共同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日本文學史》（批準號為00BWW003），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該成果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日本文學發展的歷史全過程：日本上古文學在本土文化土壤上自律地生成咒語、原始歌謠等口頭文學，在傳入漢字和中國典籍以后，創造了日本文字，產生了歷史文學、和歌、漢詩文、物語等文字文學。在接受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下，日本古代文學一度出現了“漢風化”的風潮，其后在與中國文學的長期交流中，完成了“日本化”。日本古代文學向近古文學過渡，逐步走向多樣化，產生了韻文的連歌、俳句，散文的戰記物語、說話文學、五山文學，以及浮世草子等大眾讀本，還有戲劇領域的能樂、狂言、凈琉璃、歌舞伎等頗具民族特色的文學形態，乃至新儒學和日本國學的文學觀。近代以來，引進西方的文學理念和方法，從不自覺到自覺，經過百余年的交流、不斷分解與重新組合，促進了現代文學觀念的更新和文學方法的重構，走向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創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現代文學。

　　一、日本文學的“沖突·并存·融合”發展模式

　　日本文學擁有千年融合中國文學的悠久歷史，又具有百余年調適西方近現代文學的新鮮經驗，在與外來文學的交流中，出現過“漢風化”、“和風化”與“國粹主義”兩種極端的思潮。由此在日本文學史研究中，出現過日本文學“純自發論”或“影響決定論”兩種對立的論點，這涉及到日本文學發展的模式問題。該成果則以翔實的史料和實證的考據為基礎，論證了日本自遠古萌芽開始，其原初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素材是扎根在自己的民族傳統土壤上的。在古代與中國文學、近代與西方文學的交流中，引進外來文學形式和文學素材多于外來文學觀念，即使引進外來文學觀念也不是簡單的嫁接，而是彼此復雜的化合，促其變形變質，創造出具有日本民族文學特質的新的文學體系，實現了“日本化”。基于此，該成果著力于本土文學觀念與外來文學形式和素材的互相釋證，以及外來文學觀念與本土文學形式和素材的互相釋證，詳盡地論述了本土文學與外來文學在對立、磨合與消化的過程中，存在兩種文學并存的態勢，最終達到兩者的融合。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日本文學的發展模式，即“沖突·并存·融合”的文學發展模式。結論是：日本文學的歷史，既不是“純自發”，也不是“影響決定”，而是以日本傳統文學為根基與外來文學交流而結晶的“融合”的歷史。

　　二、日本文學與外來文學的比較意識

　　該成果認為日本文學不是封閉型發展，而是開放型發展，古代之與中國、近代以來之與西方的文學，是相互交流，彼此影響，成為其文學發展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比較研究也在其中。比如，《源氏物語》分別設兩章論述其與本土的聯系和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并專設了幾節論說《萬葉集》、日本詩學、《平家物語》與中國文學的關系等。在比較文學的論述中，細密地梳理出日本文學歷史的發展規律，明確了日本文學內在發展的自律性與外在交流的主體性。以《源氏物語》與中國文化為例，論述了《源氏物語》美學的主體，是以本土神道的“真實”思想為根底，吸收中國佛教的心性說，將“哀”發展為“物哀”，并通過文本中出現的1044個“哀”和13個“物哀”的美學名詞，具體分析了“物哀”美學思想結構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人的感動，以男女戀情的哀感最為突出；第二個層次是對世態的感動，貫穿在對人情世態，包括“天下大事”的詠嘆中；第三個層次是對自然景物的感動，即對自然美的動心，尤其是季節時令變化帶來的無常感。因此本書的結論是：《源氏物語》的藝術根底──“知物哀”，就是建立在上述三個層次的“物哀”的真實性上。它不僅寫了人物行為的真實、人物心理的真實，而且寫了世態的真實。可以說，《源氏物語》是一幅歷史畫卷，從而否定了“物哀”是“觸物感傷”、《源氏物語》是“言情畫卷”的論點。

　　三、日本文學不同層次的“立體交叉”關系

　　該成果擺脫一般文學史研究只論創作、作家及作品的單一模式，構建一個全方位的研究機制，對諸方面不同層次的交叉關系，即對文學與其他相關邊緣學科尤其是美學哲學的相應性和互補性、文學與不同時代不同歷史的共性與特殊性、文學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學精神的對立性與融合性進行總體宏觀的把握，同時對大量創作實踐進行微觀的分析，加以理論的提升，使之綜合體系化，構建起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總之，本書從宏觀上把握日本文學與日本哲學美學的相應而生，形成日本獨自的民族審美體系，并為此設置了“（日本）最初美意識的形成”、“古代審美體系的完成”、“近古文藝美學主體的確立”等專章，詳細論述日本的“真實”、“物哀”、“空寂”、“閑寂”等觀念形態的文學觀，并將它們融合在文學創作、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史的動態中。同時近現代以來，日本文學，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盡管存在歷史、地域的距離，然而引進西方的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等主義形態，都是在與日本古代的寫實的“真實”、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與“閑寂”等觀念形態的接合點上釀造出來的。這是日本近代文學接受西方種種文學思潮而又實現“日本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