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涂衛(wèi)群副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眼光的交織：在普魯斯特與曹雪芹之間》（項目批準號為03CWW002），最終成果為專著《眼光的交織：在曹雪芹與普魯斯特之間》。

　　這項成果意在溝通兩部世界名著：《紅樓夢》和《追尋逝去的時光》。鑒于兩小說家之間并不存在“事實聯(lián)系”和“實際影響”，它應屬于比較文學中“平行研究”而非“影響研究”的類型。從展開作品的方式上看，既重視從整體上感悟作品以揭示作品的藝術與精神境界、又注重細致的文本分析，并兼用中西小說理論和研究角度闡釋兩部作品，它更接近于“雙向闡發(fā)研究”。成果的獨特之處在于，從根本上說其方法來自作者對《追尋》和《紅樓夢》的閱讀經(jīng)驗，及對中國傳統(tǒng)的類比思維的理解。

　　就閱讀經(jīng)驗而言，選擇兩小說家的眼光作為探討的核心內(nèi)容，首先是因為兩人都很重視眼光問題，并曾指出他們的作品具有使人“換新眼目”或治療眼疾的作用。由于他們的作品顯示了小說家（借助于主人公）眼光的演變過程，讀者追隨這一過程，便有可能通過看見他們眼里的世界而發(fā)生眼光的改變。其次，與“目光”相比，“眼光”具有更豐富的含義：“眼光”所表達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視線、看法，而是蘊含了不同尋常的看的能力，以及經(jīng)過反復思量、觀照之后形成的某種相對明確與成熟的觀點，在其中包含著人生智慧。

　　從對中國傳統(tǒng)的類比思維的理解來講，其特點在于，同時看到事物之間相同與相異之處，并通過求同存異而在事物之間建立和諧關系。類比思維充分體現(xiàn)在中國文明的兩項重要發(fā)明——漢字和《易經(jīng)》中，而漢字和《易經(jīng)》中的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支撐，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中國人看世界的方式。實際上，無論在西方、東方，這種思維方式一直保存在文學中。從法國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在詩人波德萊爾的大力提倡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影響下，類比思維在法國詩歌中得到充分展現(xiàn)；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家普魯斯特，則對類比思維進行了全面運用。這一點體現(xiàn)在他對隱喻的重視與運用上，他將隱喻從作為修辭手法提升到建立聯(lián)系的眼光的層次。

　　莊子有言：“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成果的目標在于，在差異中展現(xiàn)共同的文學精神。以簡化的方式說，兩部小說“異”在語言文化，“同”在文學精神。用這個詞語，作者指優(yōu)秀文學作品所分享的精神實質(zhì)，它包括對人的奧秘的熱切的關注與探索，對愛與美的向往與表達，對文學與靈魂不朽互相依存的關系的強烈信念；它喚起對人生的殘缺、有限與文學的境界之無限（至美、至真）的感嘆。這項成果力求闡發(fā)和展現(xiàn)這一超越文化的文學精神，它是兩部作品本質(zhì)的“同”的方面。

　　為了展現(xiàn)這一文學精神，作者采用“中庸”或“兩者之間”的觀點進入作品，尤其注重揭示兩部小說如何植根于各自的文化藝術傳統(tǒng)并游刃有余地對其進行發(fā)揮和再創(chuàng)造，以達到高妙的藝術和精神境界。成果以類比思維為指導，始終結(jié)合著作品，對屬于中國文化、文學傳統(tǒng)的一些重要概念：名、鏡、夢、幻、戲、類、象、游、時、情、易、大觀等進行了探討；與此同時將西方文化與文學傳統(tǒng)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符號、隱喻、象征、類比、想象、真理、虛構(gòu)、時間、靈魂等的來龍去脈，在參考一些經(jīng)典原著的基礎上，也進行了探究。對于一些相關的重要文學概念（比興、隱喻，藝術借境、互文性等）進行了溝通的工作。作者兼用早期《紅樓夢》評點中的概念，以及西方二十世紀以來得到充分發(fā)展的小說理論分析兩部作品。對與本研究直接相關的前人的研究思路與成果，努力進行了追根溯源的梳理和辨析。在紅學方面，尤其重視脂評和評點派的貢獻，它們不僅構(gòu)成后來的紅學諸流派的重要基礎，也會聚了中國傳統(tǒng)小說批評的方法、觀念；就普學而言，則特別闡釋了《追尋》和普魯斯特的文學理論對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的影響。作者不偏重任何現(xiàn)成的概念范式，是為了從作品出發(fā)，并在對作品的闡釋中使不同范式互相滲透，以便在兩部杰作間建立互相映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求同存異”等的多重關系，最終達到“同人于野”的大境界：在這一廣闊背景上溝通兩部作品。

　　就研究方法的具體操作而言，成果從幾個關鍵問題（它們也是兩小說家刻意經(jīng)營的內(nèi)容）入手發(fā)掘和揭示存在于兩部作品之間的多重聯(lián)系。從眼光上看，兩小說家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與處理，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可視為兩人眼光的交織點。成果分為四單元、七章。每單元都試圖從不同角度闡釋兩小說家的文學觀和小說觀。文學觀是對“什么是文學”的回答，對此兩小說家的關鍵性答案是相同的：文學是生活的寫照，文學幫助人認識生活；小說觀則涉及“什么是小說”和其答案，兩小說家都充分利用小說這一體裁的綜合性質(zhì)：小說借鑒不同藝術形式（園林、建筑、戲曲、音樂、繪畫等）從整體上展現(xiàn)生活。成果試圖在對照兩小說家眼光的基礎上，理出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些普遍規(guī)律。

　　第一單元“象征”分別從作品中最小象征物“名”和映照整部作品的象征物“鏡”的角度初步接近作品，以顯示文學與象征、隱喻的密不可分的關系。第一章“命名”討論了小說中的人名、地名的多重功能。透過兩小說家筆下的專有名詞，顯示出他們所采用的文字的一些特點和他們對這些特點的充分開發(fā)與利用。另外，在他們那里，小說人物塑造始于人物命名，名與命運互相映照。第二章“小說之鏡”著重探討小說中出現(xiàn)的象征物兼隱喻，“風月寶鑒”和一組“視覺工具”，以展開小說作為鏡子和視覺工具令人“換新眼目”的功能，并解決小說家究竟希望讀者看什么及如何看（涉及閱讀方式）的問題。

　　第二單元“寫作法”轉(zhuǎn)向小說的觀念與具體作法，試圖深入小說家的構(gòu)思與營造過程，以回答文學（特別是小說）何以能夠從整體上展現(xiàn)人生的問題，并進一步對作為象征和隱喻的共同基礎的類比思維展開討論。象征和隱喻，都涉及形象化的表達（離不開想象力的充分發(fā)揮），以及通過不同事物互相表達而拉近不同事物乃至不同世界。第三章探討了作為虛構(gòu)之作的兩部小說與自傳的牽連，并著重展開《紅樓夢》的夢的立意（進一步探討鏡與夢的關系）與《追尋》的尋求真理（視覺工具即尋求真理的工具）的立意，以揭示兩部作品殊途同歸：夢和尋求真理都是為了展現(xiàn)生活的整體面貌。第四章探討了兩部小說中布置與敘事線索的關系，一方面展開曹雪芹以游園進行布置并基于循環(huán)往復的四時敘事，另一方面闡釋普魯斯特的音樂化的敘事——通過作為序曲的散步布置主題、隨后展開多主題的變奏與最終交會，以顯示小說作為時空織體，是對經(jīng)驗世界藝術化的再造。

　　第三單元“人生在世”展開小說中兩條重要線索：愛情（第五章）與家庭及社會政治生活（第六章），以揭示小說家如何看待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創(chuàng)造一個完整的小說世界與小說作為言情及家族、社會演變之書的側(cè)面之間存在著互相依存的關系。作為情感的人和社會的人的兩重體驗，決定了我們基本的人生感受——美滿還是殘缺，對此兩小說家的答案非常接近：無論是愛情還是家庭及社會生活，都難以為個人的充分發(fā)展提供有利條件。

　　最后一單元（第七章）“超越的世界”，從文學境界的角度闡釋兩小說家的眼光；著重探討曹雪芹筆下的太虛幻境及普魯斯特書中的另一世界或不可見的世界。由于兩部小說均具自傳性質(zhì)——其主人公均有走向?qū)懽鞯内呄颍�可謂兩小說家都將作為人生極致的寫作之境（作品實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靈魂的交流）納入作品。文學既屬于又超越此世。兩部小說都充分顯示了在超脫、出世與認識、揭示人生真相之間存在密切關系。文學所追求的超逸的精神境界與宗教境界有所牽連，因為該境界常與不可言說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神秘體驗相聯(lián)系。同時，文學使人更富同情心：通常情況下，人很難超越自身境遇去想象和體會他人的處境與不幸，小說家卻能夠深入不同人物內(nèi)在的不幸；透過他們的眼睛，讀者也能夠由于對人的處境有了總體認識而心生憐憫。

　　作為中法文化與文學的集大成之作，兩部小說最重要的共同點，在于“尋找失去的時間”。曹雪芹和普魯斯特生活的時代，兩國分別處于文化上集大成的年代，同時又都經(jīng)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和轉(zhuǎn)型：在法國，資本主義秩序已基本建立，貴族世界走向沒落；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同樣面臨種種潛在的內(nèi)外危機，孕育著某種劇烈變化。因此這里的“時間”指人類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特別是那些漸被遺忘、忽略或正走向消亡的寶貴財富。這項成果努力對這些財富進行了清點，由此兩部作品作為百科全書的特點得到了較具體和較全面的揭示，兩小說家的眼光也顯示出互相不可替代的審美與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