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文學院劉中樹教授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外文化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于1996年立項，2003年6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專著《多重對話：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在世界文化中創造中國現代先進的民族文化——關于中國文化現代化的理解》等論文。課題組主要成員有：陳方競、張福貴 。

　　這項成果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過程中各種文化思潮的文化取向，論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與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總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經驗，闡明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在此理論認識指導下，全面、深入地論析了在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匯過程中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的發生。重點是針對“眾聲喧嘩”的“五四”，辨析出陳獨秀及其創辦的《新青年》與蔡元培及其開創的北京大學在變革取向上的“同”與“異”，剝離出在五四話語中心存在著“S會館”與“一校一刊”相結合的北大存在著相對峙與抗衡的一面；進一步又提出“S會館”本身即是三角張力，存在著魯迅與錢玄同、周作人之間

　　的異中之“同”，特別是同中之“異”，這“異”又是一種根本之“異”——由此在五四眾聲喧嘩中展示出不同層面的多重對話，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就是在這多重對話中發生的。

一、在世界文化中創造中國現代先進的民族文化。

　　從二十世紀初始至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都處在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伴隨著歷史進程，不乏理論思潮的論爭和實踐的探索。總結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各種西方文藝思潮都涌入中國，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產生著不同的影響；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化雖然唱響的主旋律是時代的最強音，然而，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使文化結構呈現出多元交織并存的格局。各種文化思潮相互沖突、融匯，從不同角度劃分出不同的文化取向，縱橫交錯。無論是二、三十年代還是八、九十年代，各種文化思潮的發生與發展都有其存在的客觀性，各種文化態勢以及他們之間的交鋒，都可以找出其話語的文化語境和社會土壤，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必然產物，也都自然地牽涉到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關鍵性問題，即怎樣建構中國現代文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有兩種相互對立的理論，即傳統文化本位論（本土化）與西方文化本位論（西方化）。這是近代中國啟動現代化工程以來一直沒有解決卻又無法回避的老問題。我們認為，無論是傳統文化本位論還是西方文化本位論都是偏激的，是對全球化的單一化理解，都不可能為中國現代民族文化建設提供科學的建設性意見。我們必須堅持文化的同一性與特殊性、多元化和民族化相結合的原則，尊重傳統，而不為傳統所束縛，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西方化。中國文化要完成現代化轉型，必須把自己融入世界，但是融入世界又不等于喪失自我，而是要在世界文化中按照“三個代表”思想所提出的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來創造中國現代先進的民族文化，也就是既吸收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優秀成份，又超越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二、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的發生

　　深入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的發生，關鍵問題是：中外文化與清末明初文學變革；《青年雜志》的誕生與《新青年》發動批孔和文學革命；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觀及其對北京大學學術化氛圍的開創；章門弟子，主要是魯迅、周作人對章太炎學術思想的承續與發展；中外文化與五四新文學的發生及源流；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中心在道德主義、世界主義、科學主義、語體變革等問題上的多重對話。

　　1、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是在外部與內部雙重因素的推動下發生并實現的。外部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內部則是根本。只有在外部世界的強烈刺激下產生了亡國滅種的民族生存危機，已經感受到外部文明示范的國內地方勢力和民間知識精英才起而要求中國社會變革。較之具有現代化取向的地方勢力，民間知識精英占有更多的現代化資源，因而具有更為強烈的變革意向。辛亥革命后，正是一批來自民間的知識精英為推動社會轉型發動了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運動。因而清末民初的文學變革一開始就與民族獨立自強運動有著內在的聯系，并影響與制約文學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內容、特點及歷史進程。歷史造就了近代北京在中國社會及思想文化包括文學變革中的核心地位；新興現代都市上海成為孕育文學變革的溫床。中國知識階層在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從民間傳統士紳階層中分化出來，他們與文學有天然聯系而多富于浪漫氣質和烏托邦理想，他們又是近代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受西學影響最深，對現實感覺最敏銳的群體，因而具有強烈的社會和思想文化變革愿望，成為推動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文學變革的主導力量。

　　2、為突破清末民初社會思想文化的原有格局，確立新的變革起點，1915年9月陳獨秀等皖籍新型知識分子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月刊。《青年雜志》創辦的主要意義是對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變革的承續和超越。《青年雜志》本著思想啟蒙宗旨，在兩個方面突破了清末民初思想文化格局：其一是對個體與群體關系的認識，充分肯定將“個體”置于“群體”（國家、民族、家族）之上的個性主義思想；其二是對東西方思想文化關系的認識，將東西方文化截然對立，以西方為人類文化的中心，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這種“矯枉過正”的思潮，也體現了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要“從新作過”的主導意向。1916年9月1日，《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復刊出版，適應形勢發展和推進思想啟蒙的需要，開始由上海向政治中心北京尋求發展，發動批孔并提倡文學革命，從而切入并主導了民初思想文化變革主潮。

　　3、蔡元培與上海新興都市文化有深刻聯系，較早產生直接面向歐美的文化取向。他自身廣博的中西學修養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的中西學主體建構，形成他的中西文化觀和教育觀。他對康德美學觀的普遍性、必然性內涵的借鑒與廣泛性運用，在相當程度上使他提倡的思想文化變革主要是在學術領域，并得到學理性支撐，開創了北京大學學術化氛圍，推動了北京大學富有創造性的思想文化資源的產生，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變革的重要動力

　　4、清末民初執學術思想文化變革之牛耳的章太炎的學術思想，具有與宋明理學相悖的非主流性質和背離主導意識形態的民間化特征，體現了從清代“邊緣化”的江南文化衍變與崩潰中游離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學術化取向。“S會館”的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章門弟子的變革取向是對章氏學說的“承續性發展與超越”，他們介入“一校一刊”的北大，在五四時期以特有的文學方式推動了為蔡元培和陳獨秀難以推動的思想文化變革不斷深化并以其文學實踐標志著中國新文學的發生，說明章太炎與魯迅的承續性出現，在中國近現代之交歷史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價值和作用。

　　5、魯迅一方面與背離宋明理學的浙東學術及江南知識階層學術化取向主要是章太炎學術思想有承續性聯系，并在自我生存的困境中不斷深化；另一方面，魯迅著眼于“人”的問題，汲取了西方生物進化論主要是其自然人性論，提出對本于“誠”與“愛”的人的“天性”的追尋以改造國民性，呈現出與西方對近代文明的質疑與否定而產生的現代主義先驅者的同步思考。魯迅等“S會館”中人對文學變革的理論認識和文學實踐，也介入了在變革中心“眾聲喧嘩”中的不同層面的深層次多重對話，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正是在這種對話中發生并不斷發展的。

　　6、在中外文化的背景下，論析新文化和新文學倡導者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融匯過程中的歷史行為，深化對魯迅早期、前期思想和創作的認識，深化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的認識；論析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學發生的三種主要成分：承續并發展章太炎學術思想并較早進入北京大學的章門弟子的文學觀構成新文學發生的“內源性”成分；陳獨秀和胡適的文學觀作為兩種不同因素，構成新文學發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進入北京大學的嚴復（包括林紓）的思想及文學觀，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成分，從正反兩個方面作用于新文學。

　　7、通過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倡導者在道德主義、世界主義、科學主義、語體變革諸問題的多重對話，辨析他們之間的異中之“同”、同中之“異”，深化對“五四”新文學的發生、源流與中外文化的關系的認識。

三、該項成果的主要建樹與創新

　　改變了對中國新文學發生的既有認識框架，突出了從章太炎到魯迅的思想發展線索，而確立了“S會館”主要是魯迅在五四話語中心所起的獨立作用，從而建構了兩個相承續并體現逐步深入的認識框架：一是“S會館”與“校”與“刊”在五四話語中心呈“三足鼎立”；二是“S會館”本身又呈“三角張力”。這種整體認識框架的變化深化了對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學倡導者的認識，也深化了對整體問題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一些簡單化的認識，從發生學角度揭示了在多重背景下的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在研究范式上形成生存境遇、文化意蘊、審美機制三者的結合，以“生存境遇”為前提和內核，注重了“生存境遇”這一根本性因素，因而在對“中國新文學發生”的描述中突出了“中國主體”的作用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