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文學院郭延禮教授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于2000年立項，2003年3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專著《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課題組主要成員有：李開軍、黃麗珍。

　　該成果比較系統地總結了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和主要得失，展現了20世紀近代文學研究的總體風貌，以及學術論爭的熱點和成就。

一

　　該成果在《緒論》中指出，20世紀是中華民族告別古老的中國向現代化的中國邁進的世紀，也是變化最大、成就最多、道路最曲折的一個世紀。就20世紀的學術研究而論，雖然道路坎坷，但它在中國學術史上卻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即由傳統的經學研究過渡到科學的現代型的學術研究。并認為，在20世紀的學術研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唯物史觀和科學研究方法的確立。對20世紀的學術研究在理論觀念上影響最大的就是唯物史觀的確立。誠然，在19-20世紀之交，由嚴復自西方引入的進化論對學術界也有很大影響，如胡適便曾提出“歷史進化的文學觀”，譚正璧也寫過《中國文學進化史》，但影響更大、意義更深遠的還是唯物史觀的確立。唯物史觀，即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簡稱。它是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科學，它第一次把社會歷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它是研究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基礎和科學的方法論。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就著文將唯物史觀引入中國，1924年5月出版的李大釗的《史學要論》，就是運用唯物史觀對史學研究的對象、范圍、任務和作用進行系統闡釋的一部史學理論名著，它的問世標志著唯物史觀在中國學術界的正式確立。這是20世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新的變革和突破的開端。

　　如果說，李大釗通過宣傳和實踐奠定了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郭沫若則是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的開拓者，他于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便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進行學術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意義并不僅限于歷史學界，它對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人文科學研究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具有“范型”的意義。它對于中國文學研究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比如書中第二篇《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作者對《詩經》的解讀，就有很多不同于傳統詮釋的新鮮見解，在《詩經》研究史上也是一次大的突破。連魯迅先生都說郭氏“有偉大的發現，路子對了，值得大家師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轉折點，在文學研究界，也開始出現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文學的新氣象，例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阿英的《晚清小說史》，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何其芳、馮雪峰、高亨、余冠英、肖滌非、華崗等對古代小說、先秦文學、漢魏六朝文學、杜甫、魯迅的研究，成績是應當肯定的，雖然有些老專家在研究中難免雜有庸俗社會學的觀點，但用唯物史觀指導文學研究，其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無疑是正確的。

　　關于科學研究方法的確立也不容忽視。本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帶有方法論的內涵，他如歸納、演繹法，實證主義方法，二重證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法，乃至傳統的訓詁、考據法。在學術研究中，研究主體對如上研究方法的靈活運用，多元互補，這也是促進20世紀學術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西方文化的影響。20世紀學術研究的現代化轉型固然與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以文學研究為例，20世紀完成了由以傳統文學觀為基點、以注釋一考據為研究方法的古典型范式向以純文學觀為基點、以分析、歸納等為研究方法的現代型范式的轉化，這一轉化的最主要的驅動力和理論資源就是西方文化。20世紀文學研究的這種轉型又是全方位的，從文學觀念、思維方式到研究方法、表述方式都發生了變化。現代學術研究的先驅王國維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就標志著這種范式轉型的開始。 3．政治因素的影響。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學術研究受到了較大的政治因素影響，它不僅影響了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而且也阻礙了人文學科大師級學者的出現。以文學研究為例。 文學作為意識形態，它和社會、政治是有關聯的，但文學又有其審美的特殊性，它和一般的意識形態諸如哲學、宗教、道德、法律是有區別的。因此，文學研究固不能說與政治毫無關系，但它有自己的宗旨和職能，不可與政治聯系得過于緊密。5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學術領域的興無滅資（接連不斷的思想批判和政治運動）和極左思潮的泛濫，又將“政治標準第一”替換成“政治標準唯一”，此后在學術研究中政治因素的影響更加突出。 以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而論，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學界不僅將近代文學分成“新派”和“舊派”（或稱“復古派”、“形式主義派”），并對“舊派”（如桐城派、宋詩派、同光體、鴛蝴派）文學全盤否定，說成是反現實主義的逆流；而且也對一向視為具有進步傾向的譴責小說大肆討伐。其理論根據就是近代四大譴責小說的作者李伯元、吳趼人、劉鶚、曾樸都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而在清末所出現的這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已日趨反動，它們對當時正在蓬勃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只能起著反對和抵制的作用，毫無進步性可言，故《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這類譴責小說其政治傾向都是反動的。我們姑且不說把作家的政治態度完全等同于作品思想意義是如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常識，即就這種形式主義推論的武斷性而言，已令人不寒而栗。就是這種形式主義的推論和極左思潮的上綱上線，在文學研究界愈演愈烈，至“文革”已達登峰造極的程度。“文革”中近代文學研究一片空白，幾近于零。在“評法批儒”中出現的少量所謂評論文章，已成為政治野心家篡黨奪權的工具，自然與學術研究毫不相干。

二

　　《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分上下兩篇。上篇題為“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它以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脈絡為線索，分三個階段論述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在20世紀的進展情況，指出每個階段的特點并作出評價。三個階段為開創期（1919-1949）、拓展期（1950-1979）、繁盛期（1980-2000）。

　　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繁盛期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二十年，也是思想解放、學術空氣相對寬松的二十年，這二十年是近代文學研究全面豐收、學術成果最多的一個時段。此期的近代文學研究呈現出一種觀念更新、方法多樣、自由探索、多元互補的前進態勢。它具有以下特點：（1）排除“左”的思想干擾，重新認識和評價近代文學。（2）學術隊伍的擴大與學科意識的確立。（3）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補：宏觀、微觀、比較研究齊頭并進。（4）多種近代文學史的出版，標志著近代文學學科建設一次新的飛躍。（5）從學科建設的高度規劃近代文學研究。

　　下篇題為“學術的論爭與研究的深入”。作者選擇本世紀近代文學研究中有爭議、有代表性的文學流派、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重要問題之論爭與研究的深化進行評述，顯示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在20世紀不同時段的面影，以及前進——曲折——前進的態勢和走向，從而揭示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有助于推動21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展。

三

　　該課題在結語中指出：本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發展雖不平衡，其中60至70年代還有10余年的空白，但總的說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由無到有、由弱到強，今天終于在海峽兩岸形成了一個具有一定的研究實力和獨立學科研究格局的的研究陣容，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學研究發展更加迅速，并取得了較顯著的成績。盡管如此，倘和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相比，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一是研究隊伍人數少，力量薄弱，目前還存在著研究隊伍的斷層問題。二是研究領域狹窄，這種情況90年代雖有某些改觀，但并無根本性的轉變。目前的研究客體仍集中在少數大家身上，近代許多二流的重要作家仍缺乏研究；三是研究工作整體水平有待提高，從研究方法到學術質量均有待改進和完善；四是高校文科的近代文學教學目前仍很薄弱，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導致近代文學研究后備軍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多年呼吁而未能解決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