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徐志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楚辭研究論》（批準號為03BZWO22），最終成果為《日本楚辭研究論綱》。

　　

　　這一成果的研究內容主要體現在對日本漢學界研究楚辭的歷史作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鳥瞰與描述：

　　縱向——自17世紀(兼及其前)至20世紀末，對日本楚辭研究各歷史階段的概況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分析闡述，力求描述其全貌。其總體研究特點主要是：

　　其一，中日文化交流與日本漢學研究。由于日本具有與中國在地理位置上相近(一衣帶水)的特殊因素，因而千百年來中日兩國在文化交流方面可謂關系密切，而這當中以日本文化受中國影響為主，且包括了文化的各個層面，由此產生了日本的漢學研究(早期稱為支那學)。日本的漢學研究既有受中國影響、與中國傳統學術相似的一面，也有它自身獨具特色的一面，后者如重視專業分工、專攻一業、特別關注冷僻問題、重細密考證等。需要說明的是，該成果所論漢學研究的范圍主要涉及文學研究。

　　其二，日本早期的楚辭研究。日本早在中國唐代時期即已傳入楚辭，17世紀開始出現正式翻刻本，之后，中國最有

　　代表性的楚辭注本如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和朱熹《楚辭集注》等，日本均有了日譯本(包括訓讀)。日本早期的楚辭研究學者，主要有蘆東山、秦鼎、龜井昭陽、岡松 雍谷、西村碩園等人，其中以岡松雍谷的《楚辭考》和西村碩園的《屈原賦說》為代表作，特別是西村碩園的研究，得到日本學界的高度評價，認為“其考證的精密和規模的宏大，迄今未見出其右者”(竹治貞夫語)。

　　其三，日本現代的楚辭研究。日本現代的楚辭研究，其時間范圍主要指二十世紀的后半葉。這一時期是日本楚辭研究的高潮期，它呈現的特點是：研究范圍廣——不光研究楚辭作品，還涉及屈原其人、楚國歷史文化、楚辭對后代的影響、中國重要楚辭注本的研究等；成果形式多——既有譯本、注本，也有論文、專著，譯本包括今譯與訓讀兩種形式，且成果數量也空前的多，可謂中國以外的“世界之最”；研究視角獨特——視野開闊，不少具個人獨創風格，有些還具有現代意識；選題注重實際——極少空談，亦少義理之辨；研究方法——重實證、重材料等。現代代表性學者有：文學史學者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楚辭學者竹治貞夫、藤野巖友、星川清孝、岡村繁、白川靜、石川三佐男、小南一郎等。

　　其四，日本學者的持疑論。日本學者中有一批對屈原與楚辭作品持懷疑或否定態度者，這是因為他們由楚辭部分作品的真偽之疑而產生的對屈原其人真實存在懷疑，以及由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的部分訛誤記載而發生懷疑，其中包括岡村繁的“楚辭主人公與作者的區別”、鈴木修次的“楚辭否定觀”、三澤玲爾的屈原全盤否定論，以及石川三佐男的漢代魂魄二元論等。日本學者的懷疑否定論，反映了他們在對待中國史料的認識鑒別上產生了偏差，但他們中的有些研究，在學術視角和方法上還不無可取之處，可資中國學者借鑒。

　　其五，中日學者現代楚辭研究之比較。如將中日兩國現代的楚辭研究作一番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兩者既有相近之處，也有相異之點：相近者，日本的研究，總體上沿襲了中國傳統治學的路子，沒有跳出中國歷代楚辭注本的注釋內涵與框架；相異者，日本學者率先編就了“楚辭索引”，這甚利于閱讀和研究的檢索，且他們的研究十分講究實證性考據，比較注重冷僻問題。但總的來看，日本學者的研究受中國學者的影響還是很大。

　　橫向——評述日本代表性學者及其著作，指出其成就、特點及不足，并從中發掘日本學者研究楚辭的新方法、新思路、新創見，以利中國學者參考借鑒。這些學者中，二十世紀前以西村碩園為突出代表，二十世紀中以竹治貞夫對楚辭學的貢獻最大。西村碩園前已言及，竹治貞夫則不僅撰寫了《憂國詩人屈原》，編了《楚辭索引》，還出版了分量很重的論文集《楚辭研究》，該書可謂集大成之作，集中闡述了他對楚辭的一系列精辟見解。他認為，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極具個性特征詩人的作品集，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自成體系，開了中國詩歌的新體式，它的以三音(三言)格律為主調的形式，是中國詩歌史上一種特別的存在。此外，藤野巖友的《巫系文學論》圍繞中國上古時期的巫風巫俗做文章，將包括楚辭在內的先秦文學作品(甚至包括后代作品)均置于巫系文學的籠蓋之下，并專門畫了巫系文學表，這反映了他的偏頗與謬誤，但他認為楚辭與宗教性祭祀密切有關，楚辭作品突出地表現了屈原作為人的自覺意識的產物，在中國文學史上意義重大——這是很有價值的見解。赤塚忠和星川清孝都有自己題為《楚辭研究》的研究專著問世，前者偏重于打通哲學與文學的關系——以《離騷》為中心，歷史與文學的關系——以《天問》為重點；后者著力于全面論述楚辭，涉及了全部二十五篇作品的解析——名義與概念、與賦的關系、詩句形式、書名問題、屈原身世、楚辭傳統等。岡村繁的研究特色是從作品的解剖與比較入手，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他是日本第一個對屈原的《離騷》提出作者與主人公分離的學者，其本身雖肯定不能成立，但他能發現與提出問題，還是很顯出獨家眼光和相當功力的。石川三佐男從考古資料入手，努力挖掘新材料，并將考古資料與傳統文獻作比較對照，從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一思路與方法很給人以啟發意義，但他的結論不免偏激，認為楚辭是漢代的產物，是漢代魂魄二元論的體現，難以令人首肯。

　　正是在上述點面和縱橫結合的論述基礎上，筆者努力對中日兩國學者的楚辭研究作了有意識的比較對照，目的在于各取所長、各補所短、交流融合，以促進楚辭學的深入發展。

　　本研究成果旨在對日本歷代的楚辭研究作較為系統的梳理，并作出歷史性的概括與總結，故采取了歷史發展線索與代表學者及其著作相結合的敘述方法，也即面與線、線與點相結合，力求既顧及全面，又突出重點，這在日本本土，迄今尚無人涉及，中國國內也無專門研究。同時，本研究成果還注意了研究的實際需要，在附錄部分專列了四方面內容，這也是該成果有益于讀者和研究者的一大特色，這四方面為：一是日本楚辭研究著作述略——收錄日本國內已出版的楚辭研究注譯本和研究著作，以及涉及楚辭內容的文學史著作，共約60部；二是日本楚辭研究論文目錄——歷年發表于日本各類學術刊物的楚辭研究論文200多篇；三是日本楚辭學者簡介——介紹日本楚辭學者30多位；四是參考引用書目(中國部分)。這些附錄，可使讀者一冊在手，對日本楚辭研究的概貌狀況大致了然，而如若需直接查找有關資料，也可由此按圖索驥。

二、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

　　該成果為中國的楚辭研究提供了足資參考的海外研究史及其研究概況(日本部分)，也為海外漢學研究學科提供了日本研究楚辭的篇章，同時為日本的漢學研究史提供了楚辭研究范圍內有價值的參考。通過本研究成果，日本學者能借助中國學者的眼光與判斷，審視日本自身的楚辭研究特點與發展歷史，這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而且，本研究成果也為中國學者在楚辭研究方面提供了日本學者富有價值的研究視野、觀點與方法，這將有助于中國學者開拓眼界，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可見，本研究成果實際上為中日兩國學者的楚辭研究(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漢學研究)在互相切磋與共同提高方面提供了有一定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至于日本學者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不甚符合中國歷史與文化實際的見解，本研究成果都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與評述，目的在于辨偽存真，以理服人，這也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在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范圍正常健康傳播作出了努力。總之，本研究成果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楚辭研究、中日學術比較研究，對于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向海外傳播、中日兩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以及擴大中國與國際間的文化交往等，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