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葛景春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批準號為04BZW021），最終成果為《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課題組成員有：丁富云、隋秀玲。

　　詩風之變與詩歌主潮的變化，有著明顯的密切關系，而此二者的變化與文化思潮的嬗變更有著深層的聯系。該成果沿著這個思路進行深層探索和思考，以李白和杜甫為樣板，深入地考察了李、杜的詩風之變與唐代的詩歌主潮之變及唐代文化思潮的遷變的深層關系。將詩歌研究上升到文化的層面，深入地探尋他們的詩風之變的深層文化動因。

　　該成果分為三大部分：上編、中編與下編。上編具體剖析李、杜詩歌的變異；中編論述李、杜詩風之變與唐詩主潮的嬗變、審美思潮之變及地域文化交流的關系；下編探討李、杜詩風之變、唐詩主潮的嬗變與唐代文化轉型的深層聯系。三編逐層深入，將李、杜之間的詩風變異納入文學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大范圍中加以重新審視考察。

　　上編分別從李、杜的五古、七古、律詩與絕句四個方面切入對李、杜二人詩風之變進行綜合對比研究。以他們詩體風格的變異研究為主體，同時將李、杜詩歌的各自淵源、個人創作在題材的各自選擇取向、同一體裁的詩歌結構、章法、聲律各自特征、各自的風格特點、及形成各自風格的原因，都做了詳細的探討。通過他們各體詩歌的具體對比，可以看出，李、杜對各體詩歌都有突出的創和造發展。但李白主要沿著“詩緣情”的方向，以詩歌抒情達意為主；而杜甫卻繼承史的實錄精神與“詩言志”的傳統，有以詩敘事議論的傾向。李白有嗜古情結，多以古人古事，借古以諷今；杜甫有現實精神，多寫今人今事，以時事入詩。李白喜愛并擅長不受格律拘束和適于自由表達情感的古體詩與不大拘于格律的絕句，而杜甫則喜寫并擅長各體律詩，善于在約束與節制中展現才能。李白的律詩“以古入律”，受到其古詩的影響；杜甫的七古和絕句，多有對仗，則受到其律詩的影響。李白意在守成，而杜甫則志在創新。李、杜的詩歌既有同的一面，也有異的一面，從總體上來說，是異大于同。同的一面，是說明李、杜同生長于大唐盛世，都受到過這個時代精神和風氣的影響；異的是二人的個性、家世、所受的思想文化教育、人生經歷、詩學淵源、審美觀、詩體的演進及創作思維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最重要的是他們詩歌創作高峰期的時代不同，文學思潮和文化思想傾向都發生了深刻的嬗變，影響了他們的詩風。

　　中編著重論述了李、杜詩風之變與唐代詩歌主潮的嬗變、唐代審美思潮的嬗變及李、杜所代表的不同時期地域文化及詩風的流動的趨向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李、杜的不同詩風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風格問題，而是有著兩個時代詩歌總體詩風的代表性。李、杜雖同生于盛唐時代，年齡僅相差11歲，但他們創作的高峰期和主要代表作品，卻處于兩個不同的時代。李白的詩歌的75%左右的作品及其代表作，都作于安史之亂前的盛唐時期，而杜甫的詩歌90%的作品和代表作，都作于安史之亂后的盛中唐之際的轉折時期。盛唐和中唐的分期如以安史之亂劃線，安史之亂后則應屬中唐時期。杜甫應屬于中唐詩人。李、杜應是分屬兩個時代的詩人。李白是是初盛唐時期理想主義浪漫詩歌主潮的集大成者，而杜甫則是中唐現實主義寫實詩歌主潮的開山者。因此，李、杜詩風之變，是唐詩由理想主義浪漫詩歌向著現實主義寫實詩歌的詩歌主潮的嬗變。

　　從審美思潮的角度來審視李、杜詩歌，也可以發現，他們的詩歌是屬于不同時代審美思潮的。盛唐時代所崇尚的是著重于情感自由表現的自然天成的美學觀。李白就是這個審美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詩歌大氣包舉，豪邁曠放，無所拘束，任情而發，同時也崇尚詩歌語言的清新自然。盛唐時代是崇尚天才也是出天才的時代。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中可以說是群星燦爛，出了一大批富有創造力的杰出詩人和藝術家。他們總體的美學風范是著重自我表現，酣暢淋漓，擺脫拘束、縱放自如，體現出一種“天生我才必有用”強烈的自信心和自我表現的欲望。李白可以說是他們的總代表。這種浪漫的情懷，是盛唐人高度的自主、自尊、自信、自由的盛世心態激發出來的時代精神。而安史之亂后，唐人的心態大變，開始直面于苦難的現實，由尚“虛”轉向尚“實”。詩歌的審美觀也從重情感氣勢轉向重詩歌形式、從重自由表現轉向重法度規矩、從崇尚自然天成轉向著重人工雕飾、從意象疏朗的古體詩轉向意象密集的律詩、從崇尚天才轉向崇尚積學功力。整個審美思潮由盛唐的重自然天成、自由表現、重氣勢輕形式的審美情趣向著中唐的重人工修飾和重法度規矩的審美趣味的趨向轉型。而杜甫正是這種唐代審美思潮嬗變的代表人物。

　　李、杜的詩風顯然與地域文化與地域文風有著密切的關系。李白為蜀人，深受蜀地的巫祝文化與道教文化和文風、荊楚富有浪漫色彩的楚文化與江左地區的清新自然的民歌及南方長江流域的富有蔥籠想象力的浪漫詩風的影響，他是南方長江流域文化的代表。而杜甫卻深受河洛的傳統儒家文化與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史學傳統及兩京地區的京城詩派的重法度規矩的典雅詩風的影響，他可以說是北方黃河流域文化的代表。李白在開元、天寶時期，幾次入洛陽與長安，將南方的的道家文化與不受拘束、自然天真的山林派的自由詩風，由南向北，向北方黃河流域與兩京地區的方向進行交流和挺進，給北方的傳統的儒家文化與重法度規矩的典重詩風中吹進了一股南方的清新自由之風，實現了南方文化及詩風與北方文化及詩風的交流與融合。而杜甫則在安史之亂后，從京城走向偏遠的南方巴蜀和荊湘地區，將北方的儒家文化與京城的厚重典雅詩風，由北向南，進行傳播與交融。他們各代表了盛唐時期與盛中唐之際，南北地域文化與詩風相互交流的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走向。實現了南北文化與詩風的雙向交流。他們本人也在南北文化與詩風的交流與融會之中，既各自完成了南北文化與詩風的互補，又保詩著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了既有具鮮明獨特個性與地域性，又有南北文化兼融的多樣性的大詩人。

　　下編著重研究探索李、杜詩風之變、詩歌主潮的嬗變與文化思潮轉型以及文化價值觀、詩人心態與文化人格的變化的關系。

　　初盛唐的思想文化與中晚唐的思想文化確屬于不同的類型。初盛唐屬于唐朝在上升時期多元開放型的文化，而中晚唐則屬于唐朝在衰落時期主尊儒學、排斥異端的內斂型的文化。兩者之間表現為唐代的思想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由“放”到“收”的變化趨勢。這不僅是初盛唐到中晚唐的思想文化型態的轉變，也是中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思潮轉變的一個關捩。這個關捩，是由安史之亂劃線的。盛唐時期處于一個階級關系相對緩和、民族關系相處得比較和睦、生產力空前發展、對外往來頻繁不斷，文化上出現儒、道、釋、俠與外來文化等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態勢，故盛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躍，文化藝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但由于唐玄宗在天寶后期的昏憒與腐化墮落，加重了對百姓的經濟剝削、階級關系趨于緊張；頻繁開邊，激化了民族矛盾；沉迷于道、佛的宗教迷信，使具有理性意識的儒教處于邊緣地位，弱化了儒學的思想教化，導致了多元和諧的社會與文化的失衡和破壞，引發了以民族矛盾為主的安史之亂。為了救亡圖存，唐代的思想和文化發生了大的轉變。復興儒學、尊王攘夷、排斥異端、直面現實，務實致用的思想，成了安史之亂后以至中唐時代的思想文化潮流。盛唐的多元和諧的社會與文化，已成了空想和遙遠的夢。憂患意識代替了樂觀自信，“小我”服從于“大我”，群體人格意識壓倒了個體人的意識，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大一統意識逐漸代替了多元開放意識。由盛唐時期外向開拓的心態，轉變為中晚唐內向收斂的心態。由“放”到“收”、由“外”轉“內”，是中晚唐思想文化的整體發展趨勢。詩人的心態由于時代文化精神的變遷，由少年型的樂觀心態轉向了成人型的憂患心態。詩人的心靈，是時代文化思想的一面鏡子。在詩歌方面，也隨著思想文化的轉型，由盛唐的理想主義的浪漫詩潮，向著中唐的現實主義寫實詩潮發生了嬗變。而李白和杜甫的詩風的變異，正是這兩種詩歌主潮嬗變的具體表現。

　　總之，盛唐至中唐之際的思想文化轉型，是唐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變遷的一大關鍵。而李、杜正處于這個文化轉型的風尖浪口上。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盛唐文化及詩歌的一個終結者式的人物。而杜甫則是盛唐和中唐之際文化轉型的轉折性人物，他歷史地擔負起了這個時代的重任，成了中唐文化與詩歌的開拓者和先驅者，中晚唐詩歌以至于整個文化思想，無不在杜甫的影響之下。他的憂患意識和現實主義詩歌，一直影響到宋以后的各個朝代。由于像盛唐朝代的盛世不再，李白和他所代表熱情樂觀的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盛唐文化，再也沒有在封建社會的衰世出現的機會。他的詩歌及其所代表的盛唐文化，一直作為一個歷史的光輝樣板和典范，為后人所企慕向往。

　　該成果開拓了李、杜研究的文化視野，將李、杜研究由過去的僅限于個體風格對比研究，提高到詩歌主潮變化和文化思潮的變化的層面來加以宏觀的觀照和審視，以更高和更深的層次，透視文學，擴大文學研究的理論視野與研究空間，提高文學研究的文化含量。同時，該成果對進一步弘揚李白和杜甫的文化精神，繼承和發揚優秀的民族文化精神，為建設和諧社會、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及文學藝術，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